《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移民潮与收入的大合流

伴随着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19世纪末期大西洋国家出现了经济大合流。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在不断向同一水平靠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大合流?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从欧洲大陆向新大陆的移民潮。我们的假设是,移民从欧洲国家流出,降低了本地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和实际工资。同时,移民进入美洲国家之后则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供给,降低了劳动力价格和实际工资。问题是,如何证明这个假设呢?

首先考察移民流出国家,比如爱尔兰。19世纪末,因为人口数量的减少,爱尔兰的的人均收入增速超过了总体收入的增速。但其中移民对于劳动力减少和收入增加的影响有多少呢?我们需要研究加入不存在移民人均实际工资会如何变化。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移民是实际工资提高的主要动力。而为了证实合流确实在产生,我们可以将爱尔兰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美洲大陆的工人实际工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这个比例系数是随着爱尔兰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的。大合流是存在的。

但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除了人员资本也可以流动。如果爱尔兰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会不会有额外的资金流入来利用这些劳动力市场呢?我们可以采用类似的研究办法。分别假设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和资本是完全不流动的,考察两种情况下收入的增长。我们发现资本流动是反合流的,新的资本进入爱尔兰会降低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但仍然无法抵消移民潮流带来的影响。

其次我们还可以考察移民流入国家,比如美国。关于向美国移民的潮流需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些移民最终进入了什么行业?大量劳动力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会不会将当地的劳动从原来的行业挤出?这些新的移民是否降低了整体劳工工资?

19世纪末的美国移民中觉大部分是没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因为缺乏技能他们实际上首先进入对技能需求较低的行业。大实际上,真正高增长的行业往往需要的事技能熟练的工人。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和大量投资的涌入要求他们使用技能熟练的工人以增加资本的利用效率。大量的移民劳动无法进入这些领域造成了供需关系的错配,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

如何衡量移民劳工对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呢?可以研究不同行业的外国劳动力的比例。研究发现,移民劳工在快速发展的地区所占的人口比例往往在快速增加,在发展较慢的地区则随着人口增长减小:新移民进入的速度比不上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因此可以看到移民们主要是被经济机会吸引,进入快速增长的地区。历史上美国人口从东向西流动一部原因正是因为本地劳动力被这些移民劳动力挤出。

那么,移民劳工的增加是否降低了整体工资水平?首先看实际工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劳动力供给,实际收入就会降低0.4%。然后我们便可以研究在不存在外国劳动力的情况下,收入会如何变化。研究发现,实际收入会高出5%。因此可以认为移民劳工的融入降低了实际工资。

当然,大合流的实际历程要远远比上面描述的过程复杂。除了人口流动因素,还有许多许多因素促进经济的大合流,比如要素价格的逐渐合流,贸易扩张,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本的积累。比如19世纪美洲的资本积累速度要大于欧洲国家。于此同时,资本的流动是反大合流的。但把这些因素的影响量化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移民是收入大合流的最重要推动因素。

禅与亲密关系修理艺术

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事物,似乎都难逃被时间磨损的命运。汽车零部件故障,房屋年久失修,久不联系的朋友渐渐疏远。即使是最亲密的两性关系,缺少维护也会出现破损。我们似乎很少能从亲密关系的失败中不带遗憾和伤痛地走出来。回顾过往,我们有时会陷入这样的想法:如果做出了某些改变故事的结局也许会不一样。这样令人遗憾的发现有时来自心态的成熟、处境的改变,有时只是我们被灵感击中,对曾经的执著恍然大悟。

亲密关系的崩坏是慢慢发生的,想起挽回时却往往已经没了回旋的余地。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能更好的时机解决问题?我们对亲密关系的变质有许多感性的解释,比如将其归结于爱的丧失。那句经典的劝解是怎么说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够爱”。这个解释倾向于将亲密关系看做一成不变,仿佛用爱就可以发电。可实际上,亲密关系从来都没有停止变化,仅靠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亲密关系的崩坏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拒绝修复往往来自一种心理:将亲密关系的建立当做目标。建立关系的那一刻成了幸福感的最高点,后面的故事就变成了琐碎的日常。这样的想法在男性里尤其常见。有许多男性将亲密关系视作众多人生目标中的一个,甚至结婚生子只是为了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完整。当目的达成以后,继续付出就失去了动力,他们也于是转向下一个人生目标。与此不同,女性似乎更愿意享受亲密关系的过程,她们期待不断感受到亲密关系中的幸福感。亲密关系的失调往往来源于这样观念上的差异。

如何维护亲密关系呢?首先是保持对关系的承诺,包括投入、专注和忠诚。对关系保持承诺的伴侣,将双方视作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比如做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对双方的影响,而不是仅仅考虑自己。这样的伴侣发生问题时,会向积极的方向思考,比如认为问题只是暂时的,和环境有关,而不会将其归因于对方的性格等难以改变的方面。保持承诺的伴侣同时还更倾向于忽略潜在的机会。即使是很有吸引力的潜在伴侣,他们也会认为比不上自己目前的伴侣。

除了观念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关系。首先是牺牲的意愿。有时候这些牺牲只是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事情,比如陪伴侣看一部自己并不感兴趣的电影。这样的牺牲会增加双方的感激之心。良好的关系帮助我们变成所期待的人。但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己而忽略了对方的愿望,更不用说关注自己能够为对方提供什么。相互达成尽管很难,但在任何关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不能使双方都从中获益的关系很难持久。

包容和自控也是维系关系的重要方面。包容意味着忍耐关系中的小摩擦和不快而不是睚眦必报。自控在双方的冲突逐渐升温的时候尤其重要。在双方都不理智的时候,需要我们能够咬紧牙关保持理智而不是针锋相对使争执升级。创造新鲜和激情是维护关系中重要的一环。琐碎和无聊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将两人的激情消磨殆尽,使我们陷入乏味。对抗庸常的办法是努力创造新鲜而富有激情的活动,使双方不断从中获得快乐。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行动可以增进伴侣对关系的满意程度。比如保持积极:在互动的时候努力使沟通变得更令人愉悦。保持开放:鼓励对方分享她的感觉和想法,积极谈论双方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要感激你的伴侣,同时持续的表达的感激之情。

关于关系的修复,有很多人选择求助于自助类的书籍。但这类书籍的作者往往缺乏相关的研究素养,引用的结论也多是主观意愿,缺少科学基础。他们试图将自己的观点灌输给读者,提供看似有用的见解或指导。比如认为女性要故意保持距离以增加男性追求的难度。我们在选择自助书籍的时候要注意仔细甄别。

在关系出现问题之前做一些预防性的维护很有必要。比如参加一些提升沟通的课程,学习如何提升关系的质量,努力创造有价值有乐趣的事情和回忆。就像是新晋爸妈学习如何抚养小孩一样,伴侣之间持续学习如何提升两性相处的质量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关系出现问题也可以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目前婚姻治疗已经有许多成熟的方法和理论。这些治疗的方式尽管大不相同,但他们都为伴侣间的矛盾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帮助伴侣从恶性循环当中走出来。但最重要的,寻求婚姻咨询服务本身即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双方都认为关系是可修复的并且进行努力,而不是拒绝做出改变,进入死胡同。

但大部分最终走向破裂的婚姻都没有寻求过婚姻咨询的帮助。少数寻求帮助的人也只是在问题变得严重的时候才想到这些服务,我们对亲密关系有许多错误的想法,认为好的亲密关系是自然发生的,不需要付出过多努力,更不需要外界的帮助。这种想法阻碍了很多人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积极应对。而越早重视和修复,这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解决。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

权力就是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能力。如同所有关系一样,亲密关系中也包含着权力。我们希望两个人走在一起是出于完全平等的意愿,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但现实生活中,双方权力不对等的情况才是常态。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的拔河体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需要达成共识,谁在最终决策的过程里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谁即拥有较大的权力。为什么两个人在关系中的影响力会大为不同?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是相互依赖的角度。谁对关系依赖较多,谁的权力就较小。但不要误会,我们的关系的依赖并不是一维的,实际上我们对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有依赖。有的是经济能力,有的是爱和被爱的感觉,有的是心理上的归属感,有的是性,还有的是日常生活里的照料支持。

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权力分配就变成了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比如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经济能力较强的一方在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较大。而男性一般比女性更加渴望性行为,控制着性资源的女性在性相关的决定上话语权更大。实际上男性更倾向于通过控制关键资源的方式获得权力。

你也很容易看出来,我们在关系中不同方面上的权力并不相同,很少有一方在所有方面都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即使在关系中也发生着资源的交换。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冷血甚至肮脏,但真实就是如此。比如通过经济资源交换性资源,只是这样的交换往往也可以浪漫的方式进行。

第二个角度是看双方将关系进行下去的意愿孰强孰弱。将关系进行下去意愿较弱的一方权力较大。如果一方有很多其他选择,那么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权力,因为离开这段关系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

最近几年的女权运动主要将焦点关注在职场里,其实在婚姻中双方权力的不平衡是社会上权力男女权利不平衡的一个缩影。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男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于女性,这意味着他们在关系中往往可以占据经济的主动。社会地位上同样如此,男性更多把持更高的职位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传统婚姻男性占据主导地位与男性在社会上的主导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社会文化也为这种权力结构服务,比如限制女性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降低女性对于自我成就的期待,污名化离婚的女性,使他们对于关系的依赖进一步增加。这种文化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关系中权力分配的认知。

对于权力分配的考量也会影响我们选择伴侣的过程。有许多人选择伴侣的时候,希望找到对自己更加顺从的人,希望对方为家庭付出更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我们当然不应该忽略个人性格的因素,但很显然有许多人将将男性占主导的婚姻模式视作理所当然。

这似乎只是求仁得仁而已。但我也常常在想,了解亲密关系中诸多心理文化上的细微之处对于把握亲密关系究竟有何益处?我想最大的益处便是不断使我思考我所想要的亲密关系究竟如何,究竟我希望未来的亲密关系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

拒绝,冷落,嫉妒,和背叛:亲密关系中的紧张与压力

与被初次见面的人拒绝相比,被我们所了解和所爱的人拒绝是一件远为让人难受的事情,因为这关乎到自尊。我们已向对方敞开心扉,请他们了解我们内在的品质,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期待。我们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的价值,重视我们,像我们一样重视这段关系。但当我们没有获得期待的回应,比如被拒绝的时候,我们的自尊会受到打击,自我价值也会产生动摇:我们发现伴侣对这段关系的珍视程度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亲密关系中的伤害往往来自于此。

如果将接纳和拒绝看作关系的两极,我们会发现被拒绝所遭受到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被接纳所带来的幸福。我们似乎对拒绝的痛苦的耐受能力更低,即使是很小程度的拒绝,也足以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巨大波动和痛苦。

我们有时候使用冷漠的方式来拒绝对方,故意忽略对方的感受或者存在,比如对对方发出的消息不作回应。我们想要以此惩罚对方,避免冲突,或者作为退出关系的步骤。这是拒绝最直接的形式:我们从对方的身上感受不到他们对于这段关系的重视。

嫉妒是亲密关系中常见的紧张感来源。嫉妒是伴侣中的一方对真实存在或者幻想出来的,可能威胁亲密关系的竞争对手所产生的愤怒和伤心的感情。嫉妒有其进化心理学的原理。对男性来说,亲子不确定性是对其繁衍成功最大的焦虑,因此一旦出现可能危机自己亲自确定性的的竞争对手必引起男性的警惕。没有唤起这种警惕的男性,也许因为无法繁衍后代已经在进化中被淘汰了。

女性唤起忌妒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对女性来说亲子不确定性并不是问题,她们更担心的是由于男性从亲密关系中撤出使自己失去抚养后代的资源。这样的差别造成了男性女性不同的嫉妒倾向。男性更在意性行为上的不忠,而女性则更在意感情上的不忠,因为前者威胁到亲子不确定性,后者威胁道自己的后代的抚养能力。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产生嫉妒呢?对关系的依赖更强的一方容易产生嫉妒。因为他们对关系带来的价值相对较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最终走到一起人在各方面相互匹配或者互补。因为亲密关系中价值贡献的差异会导致心态上的失衡,嫉妒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容易产生。

嫉妒的感觉容易让我们产生匮乏感。我们有时候认为自己对关系的贡献没有能够达到对方的期望,所以对方才选择转向他人。这也容易使我们怀疑对自身价值的判断。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嫉妒时的反应也较为不同。女性更倾向于用提升吸引力的方法来重新挽回伴侣的注意,而男性则更倾向于使用报复的方法来惩罚女性。这种偏向的差异有时候导致一种奇怪的局面:女性故意引起嫉妒企图挽回男性注意,结果反而使男性过度反应寻求报复最终导致关系更加恶化。

面对诸如忌妒所引起的对自我价值感的怀疑,我们需要做的事是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多想一想自己身上的优秀品质,也可以对自己更宽容一些。

欺骗和谎言也是关系中紧张的来源。有许多的研究发现在任何关系中谎言都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每天撒谎,不过也很少有人长期不撒谎。另外,也不是经常撒谎的人就最擅长于撒谎,甚至有时候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的谎言,可能因为撒谎者的动机过于强烈而更容易露出破绽。

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谎言一定伴随着某种生理特征,比如避免目光接触,皮肤发红,声音紧张等等。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研究现实谎言与固定的生理上的症状存在相关性。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对伴侣的熟悉程度增加使我们容易辨别谎言,但但对待我们的伴侣通常怀有过分的信任,因此更不容易察觉谎言这两种的效果,经常相互抵消。辨别谎言,唯一的办法也许只能依靠认真的观察和仔细的聆听。

背叛是今天要讨论的最后一个紧张感的来源。男性和女性的背叛各有不同,男性更容易背叛亲密关系和合作伙伴,女性则更容易背叛家人和朋友。因为自我服务效应的存在,双方对于背叛的感受和认知大不相同。背叛的一方往往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无害的不足为虑的。但被背叛的一方通常并不是这样认为,绝大多数时候这都会影响他们对关系的感受,损害他们的感情和信任。

正因为这样认知差异的存在,向背叛者复仇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有当对方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对方造成伤害的时候,复仇才会有效。而你很少听到有人愿意主动悔过。另一个原因是,沉溺于复仇的情绪当中,使我们更难从负面的情绪里里走出来,伤口会持续更久。

原谅是处理背叛或者欺骗的一种方式。被背叛和被欺骗的一方选择放弃惩罚对方的权利。原谅存在前提。首先是背叛的一方必须为积极修复关系作出贡献,为自己的行为真诚的道歉和悔过,同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伴侣所造成的伤害,而被背叛的一方则必须放下由背叛所造成的感情上的痛苦。

有许多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背叛都会导致关系的决裂,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以一方的原谅告终。而原谅经常带来更好的亲密关系。但我们也必须知道,原谅的处理只有对真诚悔过的人才有用,对于自私的想利用对方的人来说只会适得其反。

最后回到依恋类型来谈谈焦虑类型的对人们应对这些紧张问题的影响。一般来说更加安全的类型更少表现出嫉妒,也更少使用敌意和报复的方法来。而焦虑型和回避型则更容易被激怒,更容易惩罚和报复背叛的一方。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大分流

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引起了各个国家的注意,各国纷纷进口机械技术并派学生到英国留学。英国的机械并没有用多久就传遍了全世界各地,按照当时的传播速度,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全世界其他地区应该逐步实现了工业化,收入也会逐步上升。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这些地区在全球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来看,世界各地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历史学家称这个现象为大分流。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后期到现代仍然一直存在?甚至为什么会不断扩大?

工业革命带来了两个最主要的变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货物运输成本的降低。在中世界的欧洲,信息的传播速度大约在1英里每小时,随着电报等现代通讯工具的发明,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货物运输的成本是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而进步的,早期的蒸汽船成本较高只能用于匀速附加值较高的货物,随着螺旋推进器、铁船体、蒸汽军机和密封舱的发明,蒸汽船的体积、速度、耗煤量等都大幅下降。这两项变化促进了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但是从1800年开始世界上很多地区人均收入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在下降,这些地区在全世界生产和收入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

人均收入的差异可以近似分为三个部分:平均资本收入差异,平均土地收入差异和效率差异。我们通过之前的讨论已经知道,效率的差异是人均收入差异的最终解释。为什么效率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呢?如果仅仅观察每个物质资本的产出,我们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生产率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机器得到了有效利用。但是按照每个工人的产出来看,贫穷国家的人均产出要低得多。

贫穷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较为便宜,其他的资源成本例如能源价格,机械的购买成本等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差不大。另外,在贫穷国家往往没有对工人工作时间设置保护性限制,更长的工作时间将更加降低制造成本因为可以减少及其的闲置时间。设想中这些国家应该可以轻易通过巨大的人力成本优势占据很多生产制造行业。但是实际情况却于此不同,经过人工工资全世界最贵,美国的大部分消费品仍然依靠自主制造。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贫穷国家的工人质量较低,比如每个工人可以照管的范围更小,需要更多的主管来进行管理。过多的工人实际上降低了人均产出,最终也拉低了人均收入。贫穷国家出现超额雇佣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较便宜,在质量较低的情况下雇主倾向于雇佣更多人来使机械和其他资本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

贫穷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很大程度上和该地区的社会习俗有关,比如很多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旷工现象,工人在领到薪水或者节假日期间旷工。另外,随着现代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对于生产线的容错性越来越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可能导致生产错误率较高,也进一步抵消了其较低的成本,这也导致很多地区虽然存在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总体回报上看仍然不具有竞争力。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

受到马克思主义宣言的影响,我们容易认为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悲惨的工人阶级。他们生活在上层少数统治者的剥削之下,生活十分艰苦。实际情况与这种想法却大为不同。自工业革命以来,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远大于其他资本所得,如土地和资本利率。

我们可以将实际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部分,即资本所得、劳动力所得和土地所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观点,由于社会人口不断上升,人均的资本存量会下降,土地供应总量固定,因此土地的利率会不断上升,实际工资则会在波折中保持均衡。但工业革命中我们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实际工资的增长。

首先是高技能所有者和低技能所有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其则在不断缩小。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熟练工人的工资奖励要远高于非熟练工人。这是因为前工业社会,资金的利率较高。而培养熟练工人需要长期金钱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极高,为了获得收益的平衡,熟练工人必须收取更高的工资。或者说当只有熟练工人的工资回报足够高的时候,这样的投资才有意义。

其次,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男女工资差异可以达到三倍以上,虽然现代社会差距仍然存在,但已经远远缩小。这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能源和机械生产,许多原本需要依靠体力的劳动被机械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灵活性,这是女性的专长,因此女性在总体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便可以升高。

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后果是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在降低。在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和资本所得在整体所得中占有比重较大,而土地和资本都是较为稀缺的物品。工业革命之后,土地和资本的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例降低,而劳动力的收入则升高,这便进一步带来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因此总体收入差距反而降低了下来。而随着收入差距的降低,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包括期望寿命存活子女数量,以及识字率等都大大降低。

为什么土地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呢?根据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土地应该是稀缺的资源供应量十分有限,因此随人口增长土地,稀缺程度应该越来越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个原因是,许多对土地消耗相当大的产品的对收入的弹性较低。比如现代人所需要的卡路里数量少于工业革命以前。因为现在人更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对粮食本身的需求降低。第二个原因是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大提高,尤其是许多节约土地技术的推进,使得对土地的需求大量减少。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化石燃料的发现,原来依赖农业听过能源需求也大大减少。

工业革命造就了大规模的机械生产,为什么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也大幅提高?因为许多技能暂时是机器无法取代或取代成本太高。比如在麦当劳的松服务员。另一个暂时无法取代的技能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销售等工作仍然大量依靠人力。

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人文地理的转变。随工业革命以来,总体生育率在不断降低,关于这一现象有许多假设,第一种假说是,因为人们收入的降低,养育后代的成本变高。因为养育子女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趋势是我们使用越来越多的机械来代替本来需要大量投入时间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等。然而养育后代这一职责所需要的时间并未能显著减少,因此仍然成本高昂。另一种假设是,其实出生率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死亡率较高,为了补偿死亡率而多生育子女。近代死亡率得到大大控制,生育就回归到人们的期望水平附近。除此之外工业革命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她们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得到不断提高。生育和养育子女对妇女的影响更大,因此生育率越来越接近女性的期望。

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没有获得更多的收入呢?这主要是因为竞争的原因,资本所有者获得较高利润的方法就是使用垄断或者设立行业壁垒,但在行业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利润只能达到较低水平。以美国的铁路运输为例,铁路货运在一段时间内占据垄断性的高利润,但竞争的引入这种利润率在逐渐降低。

工业革命最大的一个变化,也许是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升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讲述历史上出现的大分流现象。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现代经济增长

  • 人均收入增长

用工业革命来命名发源于18世纪英格兰的生产力革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它容易使我们认为所有效率的提升都发生在工业领域,比如煤矿、钢铁以及棉花等工业。实际上在农业等其它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效率变革。比如,到1861年英国工业人口比例降至21%,而在几乎所有前工业社会,农业人口比例都在70~%80%左右。

工业革命是马尔萨斯社会的终结。从1780年到1860年,英格兰人口已经增长了三倍,但其实际收入却仍能保持增长,最终体现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上。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社会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马尔萨斯社会,贫富差距约在3~4倍之间,现代社会之间贫富差距,可以轻易达到40倍以上。

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人均收入的变化。即使当代的普通人也已经过上了古罗马时期富人们的生活。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却下降了。人们适用摄入更少的热量,但对食物品种的需求却增加了,人们使用更加昂贵的蛋白质来源,比如从面包转向了刺身。

工业革命带来最显著的社会人口的变化。农业人口大量减少,现在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1%。而在马尔萨斯这回同样的比例可以轻易达到50~%80%。大部分劳动力都流向了生产力更高、收入更高的工业行业。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改变了人口在地上的分布,从前农村是大片人口聚集的区域,现在人们更多的聚集到城市当中生活。因为这里提供更加丰富的市场和福利。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人均收入为何会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 增长理论

为了解释人均收入增长,我们使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人均劳动产出增长。它由三个部分构成:劳动力,物质资本包括土地,以及效率的增长。其中物质资本需要乘以投资回报系数,土地资本也需要乘以土地资本的回报系数,我们这几项因素进行逐一研究。

首先是土地资本,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人均土地保有量大为减少,土地收租赁收入也从工业革命时期的高水平减低到当代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总体来说,由土地收入土地价值带来的增长,在总体贡献中可以忽略不计。

在剩下两项中,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约在1/4,而效率增长对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约在3/4。这项研究的问题在于,效率的增长很难直接测量。多数时候我们将这一项视为出去物质资本增长时候增长率的剩余。如果细看效率所带来的增长,其中又包含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及教育的投入。但即使再减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增长之后,效率增长仍然贡献了整体增长中的72%。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效率的增长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资本,只是总体资本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直接的知识资本是在现代专利保护体系之下,专利体系保护之下才存在的。但技术所带来的技术和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增长有其外部性,有很多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直接归于专利体系保护之下,却仍然贡献于整体社会,这些外部效益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对于直接知识拥有者所带来的贡献,比如创新所生产的成本更低的产品最终会造福于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经济增长中的两大主要因素,第一是物理和人力资本,所贡献了30~%50%的增长,另一部分是由效率提升及创新所带来的增长,但这二者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吗?假如这二者之间完全独立,我们就会在历史上发现这样的现象:资本快速增长,但效率并未得到提升,或者效率极大提升,但资本却没有快速增长。

实际上这二者之间联系紧密。假如你是私人企业所有者,你的实际成本是实际利率,而你的生产最后获得的资本所得必须大于实际利率。如果创新会带来更大的效率,则你的实际资本投入会高于利率,即有额外的动力在进行额外的资本投入,而额外的资本投入,因为边际递减效应最终会回到真实利率附近。因此资本的投入主要是来自于效率的增长。因此创新不仅能解释效率的增长,而且也是所有增长本质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