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猎身》从印度到全世界

身为华人从业者,无数事实提醒着我们印度移民已经占领了美国IT业。从每年反对印度IT外包公司利用H1B抽签漏洞一人多抽,到对于印度人拉邦结派搞办公室政治的愤愤不平,再到硅谷著名公司纷纷选择印度裔CEO,印度人才在IT界的统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是怎样从印度一步步走向全世界的?为什么印度移民在这个领域可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有印度移民通常将他们归因于:英文教育环境造成的语言优势,长期殖民地处境带来的文化相似形,印度人对于数学和工程的热情。以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计算,美国的印度裔移民的教育成就确实远超所有族裔1 。但无论是语言文化的解释还是教育程度度的解释都过于粗粒度,许多问题仍然十分模糊:理工人才的培养和海外输出是一个昂贵投资,经济落后的印度是如何将这么多人培养成工程师并送到海外的?IT人才输出的产业是如何运作的?项飚在《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一书当中为我们部分解答了这些问题。

印度移民们通过多种方式走向世界,项飚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是印度独有的猎身行业:印度人在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 shops,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猎身过程和正规的劳工输出有所不同:劳力行在没有明确工作需求的情况下用临时工作签证将劳工送至海外并闲置在板凳上以等待机会,劳力行并不单独行动而是和不同规模的职业代理公司合作将劳工输出到IT企业。项飚认为这些不同的背后是全球IT产业发展的新逻辑。

  • 猎身的政治经济学背景

印度劳工的输出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学背景。与我们通常的印象不同,IT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重复性的工作,比如编写测试代码等。另一方面,IT企业的业务规模变化迅速,招聘和裁撤正式员工的成本巨大,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人最为理想。而从90年代开始,美国等国家出台了以吸引IT人才为目标的劳工引进政策以弥补国内技术工人的缺口。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本地劳工,减轻对政府的负担,政府对企业雇佣和解雇海外员工提出了诸多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IT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招聘挑战。印度猎身业正是帮助他们解决这些挑战而逐步占领市场。

劳力行首先通过板凳机制囤积大量员工以快速响应IT企业招聘变化。印度劳工行将本地招收到的IT劳工送至海外劳工行并等待机会,这一等待时期成为板凳期。海外劳工行通过各种规模的中介机构与将这些闲置员工送至IT企业。如果项目遭到裁撤或者结束,这些劳力又回归板凳。海外的劳力行们则将板凳期的工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用作企业培训和自己的项目开发。

劳力行还提供灵活的雇佣关系帮企业降低移民劳工的政策风险。劳力行并不是简单的将雇员介绍给雇主,而是代表雇主管理工人,比如提供担保、办理领事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及和安排食宿等。工人们与他们的雇主不存在任何直接法律关系,因此雇主可以随时剪裁他们而不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 猎身经济的运作方式

当然,猎身行业的运作远比上面描述的复杂,但是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你三个主要部门:国内正式部门,国内非正式部门,和海外部门。其中,国内非正式部门包含劳工行、培训机构以及等待就业的IT劳工。国内的非正式部门通过猎身业务逐渐积累资本而进入到正式部门,而海外部门则因此获得大量优质廉价的劳动力。

印度的海外劳工行是由职业中介和劳力行通过分包和中介链的方式形成合作的。大部分海外IT企业只会同少数大型职业中介所合作以保证服务质量并降低管理和沟通成本。大型中介企业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业务部门提升服务质量,比如通过设立专门的签证部门跟踪政策变化以保证整个劳工输出的周期稳定。从IT企业收到用工需求之后,大型职业中介将业务转包给小型劳力行,同时在中间对质量和管理加以控制以保证自身声誉。这种外包关心实际带来了中介链条的形成。

印度国内的非正式部门分为劳力行和培训机构两大部门。劳力行在本地招募员工,培训结构则通过培训使他们适合市场需求并且增值。这些劳力行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招募劳力,另一方面经营与海外劳力行的关系。IT行业的需求变动十分迅速,这些劳力行的老板使用各种方式降低自己的风险,及时在经济危机期间海外务工仍然是高利润的项目,他们通过向工人收取更高的介绍费用,向工人先手所谓增长经验实际是免费劳力的的实习岗位将风险转嫁给了IT劳工。

印度国内的IT培训机构则以灵活和紧跟潮流著称。他们密切关注海外IT技术的发展,对新技术的学习速度甚至常常超过技术发源地的社区。因为能够快速提供大量掌握新技术的劳动力,印度也逐渐发展出了诸如NIIT这样获得海外大型IT企业授权的培训中心。

印度国内劳力行的复杂之处在于他们往往同时运动猎身、培训甚至IT开发等多项业务。比如一种常见的操作是将等待派往海外的板凳员工作为免费劳力对学员进行授课,向渴望到海外工作的IT劳工出售实习岗位以增加他们的经验,并以超出想象的优惠条件从本地企业承揽IT业务,又利用这些免费实习生开发承接的业务。这样的安排不得不说令人赞叹。

  • 背后的文化基础

印度猎身行业得以组织起来与其文化制度和传统是密不可分的。理工教育、IT培训和海外输出都是需要大量投资,印度在海外IT产业的成功与他们的教育机构,种姓制度,嫁妆制度以及家庭网络密不可分。

印度猎身行业的劳工往往不是出自IIT等公立学校,而是来自私立学校。比如安得拉邦在1995到2000间成立了75所私立工程学院。这些学院的教育都面向西方,志在译名,他们的教材通常都是照搬美国,并且帮助毕业生直接对接海外院校。想这些私立学院的城里和运作都依赖于民间资金,比如仅学费一项就可高达一年20亿卢比。除了私立学院,大量兴起的技术培训学员也遍地开花,除非经济苦难,几乎所有的IT学生在攻读学校课程时都会参加校外的技能培训。

大量的民间盈余被投入高等教育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密不可分。印度IT劳工有两大特点主要来自乡村地区和并且主要来自高种姓。这背后的原因是,自印度独立后,高等教育一直被所有中等和上层阶级视为进入稳定的、公共部门的核心渠道。而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缺乏投资,使得农民们更想通过教育逃离农村。

嫁妆制度是另一个带来资源集中的制度。印度婚姻一般严格限制于种姓内部,跨越种姓的婚姻会备受质疑甚至影响到其兄弟姐妹的婚姻前景,但是婚姻选择空间的扩大使得纯粹的经济计算成为压倒性的考虑。另一方面,印度婚姻对于年轻新娘的偏好导致女性基本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被视作对男方教育儿子所投入资源和向上阶层流动补偿的高昂嫁妆变更有必要。IT行业因为其昂贵的培养成本以及未来的可观收益,所获得的嫁妆往往非常可观。嫁妆往往成为支持IT教育的必备资源,比如很多女方家长会要求双方先结婚然后送男方到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家庭网络的存在也使人们能够长期、持续的投入人力资本。比如各个的嫁妆成为弟弟的学费,弟弟使用工资自主各个的学业和在外工作。

除了资源的集中,种姓制度和男女性别歧视实际上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种姓制度要求这些出身低下的人从事低下的工作并领取非常低下的报酬,家庭中则存在大量的免费劳动的妇女。这些不计报酬的家庭妇女、以及无数的低种姓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为因为IT劳工的价格优势提供了基础。

  • 对本书的评价

《全球猎身》是项飚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的论文。跟上一步作品《跨越边界的社区》研究浙江村一样,作者仍然将研究的重点对准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但是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在两部作品之间的成熟。无论是结构性还是可读性,本书对前作都是进步巨大。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感兴趣的除了整个猎身的运行过程,还有印度IT人在客服组多困难时做表现出来巨大的灵活性和现实主义。他们常常让我想起浙江村的居民,在体制的空白和间隙处不断寻求机会。在印度IT劳工进入海外的时候有一些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作为技术人员的他们也不擅长沟通,为无法融入白人老板的社交圈子而苦恼。但是时移世易,现在的中国IT移民们作为较为弱势的力量也经受着这样的过程。

当然本书也有所缺憾,首先是作者没有为我们提供印度IT移民到达全世界的全景图,比如通过猎身到达美国和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留学和直接招聘到达美国的IT民工的比例分别是多少?另一方面是时效性,从作者的研究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印度移民在IT行业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猎身行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甚至这些变化之后的本质原因是什么目前还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Reference

《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国经济改革的缩影

《跨越边界的社区》是作者项飚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的调查报告。这本书阅读起来常常有细节过多概总结过少的感觉。这本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顺序,按照松散的主题组织的。除了在序言和最后的章节对主题进行提炼,作者基本上是在对他长达六年的观察进行直接描述而鲜少,你甚至可以在书中看到大段大段直接的人物对话。

在第二版修订期间,项飚曾经大量删去文中的细节。因为他感到当年写作这本书时因为缺少明确的理论框架才不得已在书中填充大量细节。但在第三版中,作者又恢复了这些细节。也许时间使他的想法发生可变化,因为认为这些细节是对浙江村这段历史的珍贵记录,不必因为理论的缺乏而忽略他们的历史价值。

所谓浙江村,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商人(以温州人为主)自发在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形成的聚居区。浙江村地处城乡结合部,鼎盛期时外来人口多达十万人。浙江村人在此租房而居,以服装生产和零售为主。浙江村崛起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处,又地处城市管理的边缘,浙江村人因此得以利用政策空白和空隙推进他们的服装生意,但也因为缺乏治理而存在脏乱差和社会治安混乱的问题,这也为后来的多次大清理埋下了伏笔。

项飚在这本书中描述了浙江村从发展到繁荣最后衰退的历史。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市场从被国有正规经济垄断到向非正规经济开放,资源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向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转移。浙江村的崛起也是中国非正式经济组织繁荣的典型代表。从原材料交易、市场拓展、生产组织、工人培训、资金筹措到处理政府关系,浙江村人都是依靠非正式的方式和渠道来运作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现代化和资本集中化,浙江村原本平铺的生产结构被垂直整合,产业集中的同时门槛也不断变高。而随着2018年通过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计划,浙江村所在的大红门服装市场因为属于低附加值产业,被列入整体清理的名单之中。浙江村在北京的历史也将逐渐落幕。

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近四十年经济改革的缩影。浙江村是作为一个非正式经济崛起的:所谓的非正规经济是相对于正规经济而言的。在浙江村起步之时,中国经济只有国营的正规经济,私营部门甚至尚未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无论是商业环境还是监管体系都尚未形成,政府和民间都处于探索之中。正是在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里,浙江村人得以有效利用各种政策的空白和监管的薄弱蓬勃的发展起来。

浙江村经济的非正规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常常赞扬温州人有“企业家精神”,其实浙江村的服装生产更多的是依靠宗族和同乡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家庭作坊。其中发展较好的群体则建造大院来聚拢自己的亲友,这些人逐渐成长为浙江村里的“大人物”。他们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广大的亲友圈和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成为浙江村实际上的领导者。他们既作为小商贩的保护者,也作为冲突的协调者和纠纷的裁决者。更典型的非正规渠道还体现在金融方面。比如早期浙江村人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周转主要依靠亲友集资来解决。

这种依靠亲友、同乡形成的社区是常见的中国和华人社会组织形式。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当中提到过早期唐人街也是依靠此类形式组织发展而来,比如依靠“堂会”的形式进行民间融资,依靠各“堂”的主要领导来主持社区内的正义。本质来说,他们依然是传统的熟人社会。

浙江村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商业环境成熟的结果,但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总是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首先是对浙江村的驱逐和排挤。政府在早期将浙江村视为治安问题的根源而使用暴力驱赶,到后来则变成了使用行政手段设立门槛将他们排除在外,比如设立医疗和就学的各种门槛。其次是通过土地政策逐渐提高商业门槛。因为浙江村的贸易活动,大红门的土地得以增值,政府也因此获得大量的税收。但政府反过来用这些税收进行征地和投资,将土地加价转租给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浙江人反而被排除在外。

可以说,浙江村经济的正规化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强力政策的结果。民间团体相对于政府力量过于薄弱,浙江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自身的策略以迎合政府。甚至新一代的大人物也改变了自身策略:以赢得政府认可为主要目标而不是获得社区支持为主要目标,以获得政府认可而获得权威而不是通过在社区中的影响力获得权威。

项飚认为,浙江村在正规化的过程里出现了普遍的分割攫取的模式。所谓的分割攫取就是强势组织通过对于弱势组织的组织优势而攫取剩余价值。政府通过推高土地成本挤走浙江村的个体户,通过户口政策排除农民工获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手段,甚至更早年代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农产品等方式转移农业利润的做法都可算是分割攫取的典型政策。

浙江村人是在体制的空间之中寻找机会,勇于进取的代表。他们并不必然是人群中的精英,有时候甚至是在老家走投无路才会选择出走,但他们一定是勇于突破的代表。他们善于在体制的缝隙之中寻找机会,经过奋斗,他们在经济上甚至比当地人更为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体制行事,他们对于社会图示的想象更接近于事实,也不会为体制本身所束缚。这种灵活的精神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美国种族简史》The Story of US

移民美国的热潮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从未中断过,但在今天,移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与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大为不同。他们很少是因为在祖国受到宗教迫害或经济奴役来到美国,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交通运输的便捷,移民们来到美国的过程不再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而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前代移民们建立的同乡网络,移民在异乡生活的起点远高于从前。另一方面,种族歧视的退潮意味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从各方面来说,移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

然而现实是根植于历史当中的,这一点在移民历史上尤其明显。美国各个种族的现状不仅是他们在各自祖国历史的延续,也是他们在美国移民历史的延续。如果不了解移民们的历史就无法准确把握他们的现状,更不要说找出现象背后的关联以期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指导。另一方面,移民和种族也许是偏见最为深厚的领域,除非我们愿意更近距离地观察移民问题,这些偏见将会更长时间占据我们的头脑。《美国种族简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近距离审视美国各个主要种族和他们的移民历史。

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甚至称它是民族大熔炉。如果不假深思,这样的说法往往会产生误导。它似乎暗示美国是移民的天堂,是各民族融洽相处的乐土。但实际上,无论是来到美国的方式还是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早期移民们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差异巨大。黑人从十七世纪就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但是直到1863年美国正式废除奴隶制之后他们才作为自由人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大部分是在1880年到1920年间因为宗教和人身迫害而到达美国,爱尔兰人则是主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间举家逃离爱尔兰的残酷生活到达美国。

移民们进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从来都不能称为一帆风顺。除了旅程本身的高死亡率,初到美国的他们都必须想办法维持生计,缺少资本的他们大都依靠体力劳动、小商业或者农业为生。在融入美国的过程里,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甚至是制度性的公开歧视,比如限制华人劳动获得公民身份,银行信贷,甚至是从国内接来家人团聚的歧视性政策。

这种公开进行种族歧视的状况到今天才稍微好转,但是种族歧视、刻板印象仍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当中。然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又使移民们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成功和繁荣。他们免受在祖国遭受到的各种迫害。通过努力奋斗,各个民族总是能获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又使得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为自己民族的权益作斗争而更少担心政治上报复。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美国移民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是各个民族取得进步的历程,即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变化。总体来说,所有种族当下的处境都比他们刚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要好得多,但是不同民族进步的程度有差异,而找出不同民族进步差异的原因是这个主题中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倘若我们不能找出民族进步的真正因素,就无法正确的提倡和鼓励这些因素;倘若我们将进步或者落后归因于错误的因素,我们就可能会将公共舆论和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样的错误不仅可能误导我们的认知,更会阻碍移民们未来的发展。

然而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衡量和比较各个民族进步程度本身就是已经困难的事情。各个民族来到美国的时间并不一样,例如黑人虽然可以称为最古老的的美国公民,但真正进入美国社会的历程是在1863年废除奴隶制度之后才开始的。另一方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容易将因果分析和道义分析混淆。所谓因果分析即是寻求这些差异和现象背后的的原因,而道义分析则更多的诉诸于道德和情感,将民族的现状归咎于历史上所经受的苦难以及当下社会的歧视。

我们当然不应忽略歧视性政策对移民们造成的苦难。比如美国在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大大限制了华人移民来到美国的数量。这导致滞留在美国的男性华人劳动无法将他们在中国的配偶接到美国,而早期华人移民性群体以男性为主,很多男性劳工终身也无法找到配偶。

奴役性和歧视性的制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特性。生活在英格兰奴役之下的爱尔兰农民和生活在白人奴役之下的美国黑人经常被认为是懒惰的种族。这种认识有多少是来自统治一方刻意污名化的打压难以衡量。但如果观察他们劳动的制度就会发现,奴役制度的设计使他们额外劳动的收获都归奴隶主所有。这种制度使他们在经济上逐渐失去积极性和进取心。这样的经济性的压迫甚至比政治歧视更能够摧毁一个民族。很难说所谓懒惰特性的形成不是出于这种歧视制度经年累月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苦难深重,很多民族却仍可以克服重重阻碍,在短时间内获得社会地位的跃迁,并赢得其他族群的广泛尊重。

移民种族之中,在经济进步上表现较为出色的当属犹太人、美籍日本人还有美籍华人。这些民族的初代移民由于缺乏资本和技能只能依靠手工和体力劳动维持生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格外重视认知和自身的提高。他们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受教育的年限高出全美的平均水平。毕业之后,他们也大都选择在在应用性较强的领域扎根。教育固然不是成功的必须因素,比如初代移民并无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却仍可以取得成功,但很难说对教育的重视不是这些民族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在政治上表现较为出色应当属于爱尔兰人。他们只用了四代人的时间就将自己的族裔送上了最高层的政治舞台:美国总统肯尼迪家族即是爱尔兰后裔。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组织和动员族裔和基层民众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们长期对于遣词造句、表达能力的重视。

爱尔兰人在于英格兰进行多面战争之后被征服和奴役,这样受到压迫的生活培养了他们通过非正式渠道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力,而苦难的历史又造就了他们格外强烈的集体意识。他们一方面擅长于团结和组织自己人数众多的族裔,另一方面在获得权力之后不断将自己的族人拉入网络,而出色的表达能力、个人魅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领袖天然适合政治的舞台。

我们很容易看出,各个民族本身价值观念、行事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经济学上使用“人文资本”来描述这些内嵌于民族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头。正是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不同的民族在面对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竞争,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态度完全不同。

但除了文化或者人文资本的差异,歧视是造成进步差异的另一个原因吗?歧视这个词不论在中文语境还是在英文语境里都有多重含义。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它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收入和社会接纳等方面由于社会其他各界的行为和态度造成的落后。

我们谈论民族歧视的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是把对民族的歧视和对个人的歧视混为一谈。一个种族是否受到歧视,是要看这个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被误判或者被付给低薪水。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受教育水平本身偏低,专业技能也相对缺乏,那么他们的平均低工资更多是市场自然调节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歧视而产生的低估和误判。这种经济上的差别待遇是个体层面的歧视而非对种族的启示。如果我们将工资收入和教育年限、专业熟练程度等关联起来,就会发现,种族之间的差异也许不再是一个显著的因素。但很显然,将这种差异归结于社会的歧视是更能调动情绪的说法。

《美国种族简史》是托马斯索维尔更为人们熟知的一部作品。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是对于移民问题的简介,中间的主干部分是对各个民族移民历史和现状的简要浏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对这些移民问题中的诸多现象加以讨论。

索维尔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澄清了很多关于种族问题的误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作者或许出于可读性的考虑在材料上的选择和论述深度上的控制。比如在论述美国黑人历史的时候,作者笼统的将黑人群体分为美国本土黑人和西印度群岛,即加勒比地区黑人,但黑人群体内部的分类要远远比这多样。再比如,作者很少提及移民过程程本身的筛选作用: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美国的移民群体本身具有怎样的特征?

《万历十五年》书评

按照作者黄仁宇的说法,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平淡,作者何以要单单将这一年抽出来叙述呢?要理解作者的做法需要从作者的大历史观说起。

黄仁宇的历史研究从大的时空范围着手,强调不通过历史人物的生涯探讨和单一历史事件来分析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社会面貌进行整体的分析和把握,掌握历史社会的结构特征。

万历十五年是五百年明清史中极为平常的一年,这也正是作者选取这一年作为研究切片的原因之一:从宏观上看,明清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未改变,从这极为平常的一年着手,也可看出不变的矛盾并理解明清社会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对万历朝的诸多人物做了群像式的描绘。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从汉唐的先进走向明清的衰落。黄仁宇在描绘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重点展示了他们在这种社会设定之下辗转腾挪。

比如张居正之后的第二任首辅申行时,一般认为他是个和事佬,老好人。作者却认为,他早已看出整个文官集团中,作为统治基础的道德要求和文关门本身的的私欲之间的相互抵触。

作者以阳和阴来说明道德与私欲的矛盾。道德礼法是阳,皇帝和百官需要通过各种象征性的仪式来维持人们对于道德的信任,从而达到上下一心的目的,bi并完成国家治理。但另一方面,大明王朝历经两百年,文官集团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统治集团,文官们为了私欲进行各种争斗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万历皇帝了解到道德与私欲并存的过程正是从张居正死后大臣对他的弹劾开始的。万历皇帝发现这个曾经以道德教育自己,以简谱自居的首辅大臣其实私生活相当奢侈,他对于自己多年受到的要为明君的道德信条也终于坍塌。

万里皇帝还逐渐了解到,及时那些对张居正进行攻击的大臣,也并不是完全怀着纯正的目的,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取利益。作为皇帝表面上拥有无上的权力,但也不得不收到传统文化和文官集团的掣肘,而他并无能力改变这一局面,于是他选择了怠政的方式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原因在于他改革社会的同事,试图以权威压制私欲,最终在死后遭到反弹。申行时在了解这一问题之后调整方法,努力维持人们对于道德的信任的同事又不过分压制文官的私欲。

申行时的这种中庸和妥协的方法当然难免受到非议,人们会认为他不作为,对导致明朝覆亡的诸多隐患置之不顾。但作者却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道德统治的设定之下,供申行时选择的空间不存在了。

另一个代表人是以清廉正直的名声享誉本朝的海瑞。他所提倡的社会治理的方法乃是以残酷的手段,如朱元璋时期的剥皮之刑,惩治道德败坏,贪污腐败者。立足点仍然是惩治私欲,维护道德。即使是万历皇帝也认为他的主张过于怪癖而认为他冥顽不化,最终海瑞落寞的死在任上。

军事领域的情形十分类似。明朝立国以来,为防止武将作乱,始终以文职为尊,打压排挤武将。戚继光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也仅仅是局限在抗击倭寇的前线部队之中,而无法触动更大的军事集团。

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李贽同样如此。李贽力图突破程朱理学的限制,提出人可以有私欲的观点。但是最终仍然不被认可,并在信仰程朱理学的士绅们的迫害之下入狱,最终自刎。

在作者看来,海瑞,戚继光,李贽都是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掣肘而得不到有意义的发展的人。

本书作者黄仁宇原本是国民党的军官,二战结束后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跟随著名学者余英时学习历史,1964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本书1976年即已成稿,然而因为研究方法别出心裁,一直到1981年才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

这本书原作为英文,后经作者翻译为中文,但行文乃仍然保留了许多英语文章的特色。

《自私的基因》书评

对于流行的东西我总有意无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自私的基因》也属于此类。这本书在我上大学时就已十分流行,我在许多场合、听许多人谈起过这本书,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去读。大概因为这个名字过于标新立异,透漏着一种想要以奇特的理论来震撼读者的刻意。最近重点在读人类学的书,于是终于决心翻出来认真读一读。

这本书主要从基因的自私性出来解释个体和群体中的行为,尤其是最受传统进化论困扰的利他的行为

简单的说,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是这样的:

  1. 基因是进化的基本单位,所谓基因是控制某个生物形状或特性的染色体片段。
    个体或者群体都不是进化的基本单位。
  2. 基因进化的竞争对手是控制同一个性状或特性的等位基因。
  3. 基因的进化的目标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整个等位基因库中的比例。
  4. 基因进化的一切目标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是完全利己的。
  5. 基因进化主要通过控制个体的形状或特性来实现。
  6. 不同的形状或者遗传特性最终会为个体带来不同的繁殖机会,从而影响控制这一特性的基因在后代中的比例。
  7. 基因和等位基因之间的竞争会最终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各个等位基因在基因库中所占的比例保持稳定。
  8. 带来这个稳定状态的策略是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 stable strategy),稳定策略是不同策略博弈的产物。
  9. 基因的竞争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最后可能造成不同基因相互配合的效果。
  10. 生物的行为包括利他的行为都可以用基因的自私性来解释。

这本书最核心的概念是ESS,也就是进化稳定策略。ESS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研究带来不同竞争策略的基因是如何相互影响并最终达成平衡的。作者几乎花了一半的篇幅在讲解如何使用ESS这个概念解释生物的行为,其中着墨最多也最有趣的是生物的性选择策略,这里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生物性选择的基础是两性生育和抚养后代的成本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主要体现在两性的配子的不对等(出现这种不对等的原因作者在书中有介绍)以及孕育后代的不对等上。雌性和雄性在博弈过程中的优化目标都是尽可能多地繁殖带有自己基因的后代,然而不对等的生殖成本带来了雄性和雌性在性选择策略上的差异。作者归纳一般有两种性选择的策略,幸福家庭类以及大丈夫类的。

幸福家庭类的策略中,雌性选择延长决定时间来考验男性的忠诚程度,进而推断出其照料后代的机会和能力,雄性选择通过大量前期投入来证明自己付出的意愿和能力。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两个变动因素是浪荡的雌性和薄情雄性,前者会和任何后代交配但并不会养育后代,后者会在交配后抛弃雌性和幼子。浪荡的雌性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诚实的雄性集合,但是随着浪荡雌性比例在后代中的提高,薄情雄性的机会也随着增大了, 最后养育成本还是会到浪荡雌性一方,而对着薄情雄性的增多,忠诚雌性的优势就会增加,比起被抛弃,不产生交配的净收益更大,因此忠诚雌性对浪荡雌性更具有优势。而对着忠诚雌性比例的增加,薄情雄性的数量就会相应下降了,因为无法找到足够进行交配的雌性。这四种性选择的个体的比例就会在这样的动态博弈之中到达平衡。
 

当然作者还用自私基因的理论介绍了更多生物的行为,比如在有些鱼类当中,主要依靠雄性照顾后代。这主要是因为雌性会先排出卵子并逃走,从而将照料后代的任务转嫁到雄性一方。作者通过这些例子有效的证明了自私的基因这个理论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用一个简洁有力的理论对诸多现象进行剖析本身是十分有趣的,更多的例子以后有机会再单独拿出来介绍。 

作者还花费了很多篇幅批判群体进化论。所谓群体进化论是认为生物的利他行为是出于对整个群体或者物种的利益的考虑,也即牺牲自己造福种群的理论。作者认为,这一概念的根源其一是人们将进化的单位上升到了群体,其二是因为这种理论契合了人类的道德感召的需求,即对牺牲自我的利益以换取更多人利益的这种利他主义的感召(这在许多宗教中非常常见)。但这个理论的根源问题在于,让生物在长期物种的利益和短期个体的利益之间选择前者无疑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种群进化的理论在很多例子当中是有解释力不足的问题的。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文化觅母(meme)的概念。meme指人类的文化观念。meme的发展目标与基因类似,就是最大程度上的复制自己。但是meme的利益并不总是和基因的利益相同。比如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生育孩子,这种观念就与基因传播自己到下一代的利益相悖。但平衡指出在于,如果二者相悖太远,meme传播的基础人类载体本身就会减少,从而降低自己被传播的机会。 

人类行为的特殊性在于,除了受到遗传的影响,还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在本书中,作者一直强调,从进化的观点看,生物只是运载和复制基因的载体。同样的,人也可以看作是文化观念的载体,文化不断发生,发展,传播,演变,和基因的演化和气相似。而这种相似性正是meme这个概念所想要揭示的规律。

 
当然,自私基因的理论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人会产生人类的高尚行为背后不过是基因的意志这种感觉。实际上,在很多年前初次知道这种理论的时候我也感到有些困惑:这和历史上的种种还原论何其相似,人类的行为被还原到了化学物理层面,现在又被还原到了生物层面,那么人类的这些高尚的可贵的行为真的包含了值得赞颂的东西吗?

我的回答是:人具有自由意志。尽管人类的行为强烈的受到基因的影响甚至控制,但是人类有足够的自由意志可以克服甚至消除这种影响,而这才是人类最可贵的地方。父母对子女的爱固然包含着基因的自私性这一根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他们事实上的付出、奉献和关爱,理解了这些才会更加感到人的可贵。 

马尔萨斯和《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最被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人口论》,而其中又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这一概念最为人所熟知。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Malthusian Trap)是说:

  • 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人口会呈现指数型增长
  • 食物只会呈现现行增长
  • 人口的增长一定会超过食物增长,从而导致食物不足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有两种方式会避免或者延缓这一情况的出现:

  • 有意识的晚婚晚育。
  • 缩减人类寿命的时间,比如战争,瘟疫,饥荒等。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事,马尔萨斯所说的极限,是说在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至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口数量有多大,这是随着社会制度不同而不同的。

马尔萨斯为什么会认为人口数量会有极限呢?因为存在着生产的极限,在极限附近,生产投入的回报是递减的,也就是说,随着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出实际上是减少的。为什么我们没有陷入马尔萨斯所说的陷阱当中呢?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不断发现更新更有效的生产方法,使得生产的边际回报是递增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逐渐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到了低于代际更替水平一下,带来实际人口的减少。这主要是城市化造成的,城市化带来和生育孩子机会成本的提高:妇女的劳动价值越来越高,为了生育小孩儿放弃的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多生孩子意味着需要稀释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投入,从而可能降低生育质量。

工资铁律

从马尔萨斯定律推论出来的一个理论是工资铁律。工资铁律是说,对于非技术工人,实物工资在长期将永远倾向于接近仅足够维持工人最低生活所需的水平。工资铁律描述的启示是马尔萨斯的模型出于边界时的情形,如果工资继续降低,工人将无法维持生活,工人数量将停止增加,如果工资升高,工人数量将会上升,压低劳动成本,从而使得工资回到最低水平。但是我们并未看到工资铁律的实际出现,这是因为,新的技术,投资导致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大,避免了因为劳工过剩而带来的工资降低。

马尔萨斯弹簧

马尔萨斯理论的另一个衍生是马尔萨斯弹簧。马尔萨斯弹簧模型是用于解释文明诞生所需要的剩余如何发生。我们都知道,因为有这些剩余,一个社会才会有能力供养不进行实际劳作的人口,从而使他们有机会发展科技,文学,艺术等等。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剩余呢?常见的误区是认为这是由于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实际产出多于供养人口所需要的实物数量,于是便产生了剩余。但是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数量总是会趋近于极限水平,也就是剩余为零的水平,这样的人口增长只需要几代人便可以实现。但是为何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赋,因为税赋的存在,劳动人群的产出被拿走一部分,使得实际的粮食产出降低,人口也就不会增加到极限水平。这种因为税赋带来的对于人口的抑制作用便称为马尔萨斯弹簧。

不得不说这种解释是包含着很多洞见的,如果从税赋的最终效果来看,它们确实被用来供养一个广大的上层阶级,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实际非劳动人口之所以可以生存下来并将它们的技艺发展提高,也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实际上是被需要的。比如手工艺人制作的农具,比如喜剧演员的表演,都是劳动人群愿意购买的产品和服务,是市场价值,而不是强制的税赋供养了这些非劳动人口。单着并不意味着马尔萨斯弹簧的实效,实际上,马尔萨斯的理论强调的长期的趋势。马尔萨斯认为,从长期看,人们的生活水平总是因为实际人口的增加而降低的,而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购买能力的降低,供养非劳动人口的市场缩小,文明的发展因此会被抑制。因此可以说税赋确实是长期一直人口增长的有效弹簧。

马尔萨斯与进化论

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启发了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理论。生物进化理论要论证的是生物是通过不断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进化而来,而这是结果,生物进化的动因在于生存压力,其中最重要的压力之一是食物资源的压力,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资源,生物群体内部同样要发生激烈竞争。

马尔萨斯在起人口论的第十八章中阐明了人口压力对于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尔萨斯认为,正因为人口永远会朝向极限的状态发展,资源永远都是不足的,因此富有才智的人们才会愿意去努力发展自己。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得不到惩罚,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 了解到奋斗这个过程的无可避免,或许是我们在奋斗路上的一个小小安慰。

《人类文化的起源》书评

为什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相差如此之大?为什么当代的文化与古代甚至近代的文化这么不同?文化的演进是完全随机的吗?还是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推动力量?

马文-哈里斯试图在《人类文化的起源》一书中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人口压力带来的生产强化是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有效的避孕手段发明以前,人口的自然增长是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为了应对人口增加带来的资源相对稀释,人类必须强化生产从而获得更多的产出:或者使用高有效的生产技术,或者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生产的强化总是伴随着新一轮的人口增长,从而迫使人们进入下一轮的生产强化之中。作者在本书中用这把钥匙解释了诸多文化的现象。

作者在开篇先试图澄清了人们对原始社会的普遍误解。在一般的想象当中,原始社会的人们生活水平极差,安全和营养得不到保证,人们花费大量时间获得食物以填饱肚子。但是作者列举了研究的证据表明,在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实际上可以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可以轻松捕获大型动物,并通过各种手段抑制人口增长,从而保证整个族群的生活会平不会降低。

那么为何人类会进入农业社会呢?作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大型野兽因为人类的捕杀以及冰川时期的结束而渐渐消失,狩猎采集的生产效率逐渐降低,人们不得不转向更加有效地生产方式,那就是种植农业。但是,不同大陆在农业上的禀赋完全不同,比如有些大陆有更多可供驯化的动物和植物,从而是这些地区的生产相对容易。但另一些地区,比如中美洲,就没有可供驯化的野兽。这也为后来比如吃人习俗的出现埋下了种子。

作者接着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战争的起源。在作者开来,战争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人口的控制。战争将人口聚散,拉开了居民之间的距离,降低了整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而男性更高的战争价值使人们更愿意培养男婴,杀害女婴。进一步的,作者讨论了男权社会的形成原因。基本来说,作者认为是战争导致了大男子主义,进而导致了父亲社会,随父共居,新娘嫁妆这些丰富,作为对男性尚武的性奖励的一夫多妻制度,以及妇女较低的社会地位。作者还讨论了为什么很多女权主义者将母系社会作为女权合理化的证据,认为这是对历史社会形态的误读。作者还讨论使用弗洛伊德理论解释战争起源的错误之处。弗洛伊德的理论讲战争视作人类内在本能冲突的表现,这种解释缺乏解释力的地方在于其无法阐释战争的诸多形态,以及不同国家从最好战到最不好战的迅速变化。

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国家的起源。作者认为国家最初的形成是依赖于负责在分工的大人物。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大人物仅仅是负责举办盛大的宴席,负责食物的再次分配。农业生产的强化导致了对协作的需求,从而加强了这些人的权力。这种权利的逐渐集中最后带来了原始国家的出现。作者在随后的章节中重点讨论了不同地区在国家产生之后完全不同的形态。

作者重点讨论了阿兹特克人食人传统的出现。作者认为,阿兹特克人的食人习俗是作为一种蛋白质再分配的方式存在的。在中美洲地区,因为缺乏动物资源,通过食人来获得更多的蛋白质是一种更加有效地途径。作者随后又讨论了基督徒祭神方式的转变。最开始的羔羊祭祀实际上也是一种蛋白质的再分配,后来资源的消耗以及人口的增长使得这种祭祀方式无法继续进行了。与阿兹特克人相比,这些地方之所以没有出现食人的习俗乃是因为这里存在着成本更低的获取蛋白质的方式。简单来说,是成本效益的对比决定了食人传统的出现与消失。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是不同文化中食用动物的禁忌。比如伊斯兰教中猪是被禁止使用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猪在地中海地区的饲养成本太高而导致的。这一地区缺乏饲养猪的植物以及猪降低体温需要的湿润土壤。而在印度,牛是一种被禁止使用的动物。这主要是因为牛是印度最重要的耕作动物,印度需要牛来维持农业生产。而这一文化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乃是因为中国具有更多的牧畜可以替代这些作用。

作者还讨论了水利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象。简单来说,在大河的滋润下贫瘠或者半贫瘠的平原河谷发展出来的社会容易形成水利社会。水利地区需要通过大规模协作修建水利工程,从而增加生产,这种对于大规模协作的需要是导致集权制度在这些地方反复出现的原因。而被迫强化生产以应付人口增长则是最根本的驱动力。与之对比,欧洲之所以没有被封建主义仿佛钳制乃是因为生产强化破势人们转变生产方式,而这种生态产方式更加青睐资本主义的制度而非封建主义制度。

作者在最后一章谈到了当代工业社会。作者认为,之所以我们暂时没有陷入生产强化资源耗尽的陷阱之中,乃是因为技术变革。最根本的是避孕方法的变革和职业的变革。避孕套的发明使人们找到了低成本的组织人口增长的方法。而家庭从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降低了人们继续生育的动力。因为生育子女的成本极大提高,子女未来能否获得好的经济回报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人们不再依赖于子女为家庭生产增加人手。新的廉价的能源,以及低于生殖潜力的人口增长速度暂时缓解了资源分散的压力,从而是当代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作者也提醒我们不要过于乐观,最终这种方式能否持续仍然取决于人类能否找到替代能源,从而是人类从资源枯竭的宿命中拯救出来。

总的来说,本书的作者使用了非常理性的,甚至带有部分决定论的理论来解释了最重要的人类文化的几个方面。这种解释提供了相当多的新颖的理解世界的角度。比如在最后一章,作者提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际上正在代替原来养育子女中足以重要的一环:孩子对父母的反哺。但同时,作者在解释部分理论的时候仍然是不够清晰的。比如对战争的起源问题,通过战争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对于战争的解释是不完全令人信服的。

婚姻是不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下面这种论调:

  •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

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喜欢这类说法。那时我并不了解婚姻和家庭的联系在哪,但这种说法听起来够成熟,甚至透露出一点经历世事之后的沧桑感,很适合用来装点自己。

然而所有观念都需要仔细推敲。

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这种说法其实是在强调:婚姻不仅影响结婚的双方,也会影响双方的家庭。

越是在传统社会,这个观点越可能是对的,因为:

  • 结婚是两个家庭进行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关系融合的主要手段。
  • 传统家庭仍然是三代四代同堂,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会影响到所有共同居住的人的生活。
  • 传统社会家庭承担的社会功能非常之多,婚姻会影响到这些社会功能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情况下,说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也就并不为过了。这也是为什么包办婚姻在传统社会如此普遍的原因:对家庭影响如此重大的事情当然要交给足够成熟的长辈决定。

在现代社会,婚姻和家庭更多的变成了两个人的事情。

现代家庭更多是核心家庭的结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家庭结构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造成的:城市化带来人口的大迁徙,人们脱离原生家庭的环境,聚集到有更多经济机会的地方,并在这里组织新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之下,婚姻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也越来越少了:社会关系的融合几乎不再存在,经济上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在逐渐降低。

可以预见,结婚将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两个人的事,而越来越少成为两个家庭的事。

除了家庭结构,在人们对家庭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的离婚率高达50%,而中国的离婚率也连年升高。是不是说,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重视婚姻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婚姻和家庭的核心功能:生育和抚养子女。如果单亲父母的比例和有未成年孩子的夫妻离婚的比例升高,那么说明人们正更少依赖家庭来养育子女。就目前来看,婚姻仍然是人们养育子女的主要场所。通过其他方式养育子女,比如集中养育当然存在,但最后证实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只要人类仍然养育子女,婚姻就会一直存在。

那么如何理解离婚率升高这件事呢?我们要看看曾经阻止人们离婚的种种因素:女性对于独自抚养孩子的压力和恐惧,人们对于再婚者,尤其是女性再婚者价值的贬低,男性主动离婚被认为是抛弃妇孺的道德压力等等。

随着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自主意识的提升,抚养子女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再主要依靠婚姻;家庭功能向社会的转移也减少了人们对婚姻的依赖。婚姻对双方家庭的影响和依赖的降低也意味着离婚遭到两个家庭的反对将会降低。所有这些都降低了离婚的难度,也就推动了离婚率的升高。

另一个关于婚恋的常见问题是:婚龄的推迟和婚恋障碍。我们经常看到父母抱怨孩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却迟迟不肯结婚,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婚恋对象。

在传统社会,婚姻是完全信息之下的单一选择:对双方家庭的充分了解之后选择是否结婚。在现代社会,选择婚恋对象则是局部信息之下的最佳选择问题。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个人择偶空间的极大扩大,但同时也稀释了每个人可以用来了解他人的投入。因此婚恋策略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生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这种策略的变化导致在人们在婚恋选择上花的时间增长了,也就出现了父母眼中的剩男剩女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城市化的进展会大幅度提高结婚和生育年龄,同时降低生育率。

性,性别和女权运动

今年年中,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突然在网上流行起来。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父亲培养女儿们实现梦想的故事。父亲发现女儿们的摔跤天赋之后,顶住世俗认为女性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偏见,对她们加以培养,最终帮助女儿获得摔跤冠军从而改变女儿们命运。故事既有父女感情冲突到理解到深入的线索。

故事发生在男女极不平等的印度,女性在真实世界中的地位极底、选择极少,这部对女性具有巨大激励作用的电影自然激起了广泛的讨论。

性别角色及其社会化

性和性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男女的生理性差异,后者则是指男性和女性相关的社会和心理特征。性别角色则是指社会所期望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适当的行为表现,态度和活动。性别角色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期望男性表现出男子气概,比如冷静,果断,坚定,强大等,我们同时也期望女性表现出女子气概,比如温柔,感性,可爱等。多数时候,人们对于性别和性别角色的错位并不欢迎,比如一个表现柔弱的男性,或者一个过于男孩子气的女性。这种对于错位的厌恶正是人们对特定的性别角色抱有期望的最好证明。性别角色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婴儿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开始知道外界对自己性别角色的期待,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满足了这些特定的期望。比如当男孩子哭的时候父母通常教育他们要坚强勇敢不要哭泣,女孩子哭的时候父母则会哄他们。

男女不平等的状况

男女不平等一直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社会话题。在企业管理层,政府高层的性别组成就可以知道者仍然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在经济市场上,男女不平等也同样普遍。同样背景的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得到的待遇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女性状况更加糟糕,雇主可能因为她们在生育期间工作产出的下降对她们产生歧视。在目前的家庭结构当中,生育,抚养和照料孩子的负担大部分都由女性承担,女性在辛勤工作之外还不得不承担大量的家庭事务。

男女不平等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状况,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男女不平等都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也许很难想想,在以平等自居的美国,一百年前女性还没有投票权。在不同地区,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也各不相同的。在美国,禁止雇主用工当中的性别歧视既是法律上的明文规定,更是深入人心或者至少是政治正确的社会观念。比如,硅谷的科技企业会为所有的女性员工和男性员工提供带薪的产假。但在中国,法律虽然已经明文规定雇主不得因为怀孕的原因辞退女性雇员,但在实际工作中这种事情仍然屡见不鲜。

男女不平等的起源

男女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呢?社会学目前有两种主流的理论,第一种理论称为功能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男女的不平等起源于人类早期社会分工的差异:男性更多的负责打猎、防御、战争等工作,女性则更多的负责照顾家庭、养育子女的工作。这种分工的差异导致男性获得更多的主导权。第二种理论称为冲突论。冲突论认为男女的权力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是男性获得掌控权并对女性加以控制。同时,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变化给性别角色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冲突论认为工业革命之后对劳动力需求的升高为女性带来更多就业的机会,而技术的进步大大减轻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负担,更进一步带来女性社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性别歧视

首先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男女不平等性别歧视。前者是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描述,其本身并不带有感情色彩。而性别歧视则是指支持性别不平等的一系列信念。性别歧视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主观的观念,这种主观的观念既存在于歧视者的脑中,也存在于社会的集体意识当中。歧视者认为,男女天然在生理和心理上有差别,所以男女的不平等是有其合理性的。

那么男女的群体性差异是否真的存在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男女群体层面的差异是性别歧视的根基,我们势必要对这个根基加以检验,如果发现其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那么性别歧视的社会观念也就站不住脚了。

对男女性别差异的检验要在生理和心理层面展开。男女在生理层面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性别特征,染色体以及激素水平。在心理层面上,比如心理结构,认知能力,目前尚无确切证明男女差异足够明显。

性别歧视的危害在于,她严重阻碍了男女不平的状况的改善。性别歧视的社会观念导致女性降低自我期望,而较低的自我期望往往阻碍女性在学业和职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性别歧视是一堵看不见的墙,它阻碍了女性的进取,尤其是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上。同样是考试遭遇挫折,男性更可能将其归因为外部因素,比如考试的随机性,而女性就更有可能将其归因于自己的资质。这样的归因导致女性更容易放弃在学业上的进取心。在职场上同样如此,在一个充满男性的会议室,女性可能认为自己与他们是不平等的从而不敢发表意见。等等现象都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的。

女权运动

女权运动的诉求是男女平等,也就是最终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实现男女完全的平等。女权运动的主要困难,一方面在于与有意无意的性别歧视对抗,另一方面要与掌握权力的男性进行利益斗争。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进,女权运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女权主义者在克服上述两个困难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因为社会的当权者还是男性,女权主义者是如何争取达到这些男性的支持从而获得更多的平等的呢?或者说,男女应该平等,这种观念是如何在社会当中被越来越多人认同的?是不是工业革命之后劳动力的相对匮乏导致了资本拥有者处于增加劳动力供应的目的的推动?有没有可能是政客为了获得女性选民的选票而可以支持的议题?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书评

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是最广泛和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也是最令人着迷和最引人深思的话题。我们的生活并不是静止的,更绝少是孤立的,相反,我们的生活大多数时候是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互动当中进行的。这种互动遵循怎样的模式?是否有章可循?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请期考一下假如你身处如下情景会如何应对:

  • 今天是你的生日,一群朋友为你准备了生日蛋糕,你们在餐厅聚餐庆祝,作为主角的你正在接受大家的祝福,你要说些什么来表达对大家的感谢?
  • 你和同事因为项目方向的分歧产生了一点摩擦,在跟老板例行谈话的时候,老板告诉你从同事的口中听说了你们的冲突,你将怎样向老板报告你消除老板可能对你产生的误会?
  • 你终于约到了心仪已久的女生出来吃饭,你将如何利用吃饭的时间赢得他的好感?

你是否发现,大部分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处理如何与他人互动的问题。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我们会不断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情景,他人在此情景下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渴望在此情境下达成的互动效果,我们的行动对他人的影响,以及他人对我们行动的回应,而当我们根据对当下情景的动态的判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互动

符号互动理论

社会互动是如何进行的呢?社会学当中有几种主要的理论,其中之一是符号互动论。这个理论是说,我们的社会互动建立在共享的符号之上。所谓符号,是指一切能够表达自身意义之外的东西。我们假设,符号多代表的社会意义是觉有普遍性的,即你对一个符号的理解与我对这个符号的理解相同,那么你便可以使用这个符号来向我传达其所代表的含义。比如我们都认为你微笑是善意的符号,那么你向我微笑便是传达善意的信号,而我看到你的微笑边接收到了这一信号,这便是符号的意义,我们通过这样能够传达意义的符号来与他人互动。另一方面,假设互动的双方对同一个符号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读就可能导致互动失败。比如司机和行人对对于红灯的解读都是车辆停下、行人可以通过,而如果一个司机或者行人来到一个红绿灯规则完全相反的国家,那么就很有可能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产生危险。符号理论认为任何人的互动依赖于这些能够被互动双方共同接受的符号。

戏剧互动理论

社会互动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来自戈夫曼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所提出的戏剧互动理论,也是本文重点想要讨论的理论。

将人与人的互动,人的社会生活视作一种舞台表演的观点早已有之,最著名的如莎士比亚人生是一处大舞台剧的名言。戏剧互动理论的基础与此相似。这种理论将人和人的社会互动看成是舞台演出,每种演出都有特定的角色定位,有特定的布景,有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的分别,还有互动群体组成的剧班。下面我将对戏剧互动理论进行简要介绍。

  • 表演

戏剧互动理论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角色扮演。我们的社会互动就是在特定的情景定义中按照角色的定义进行表演。表演的目的是在观众心中创造某种印象。为了更好地传达这种印象,表演者需要积极地调动他的活动使得其在互动期间表达出他所拥有的各种能力。

如果仔细观察这个投射的过程,它其实完全依赖于观众对表演的解读,而表演者所能依赖只有共存于所有自己和观众中对所扮演角色的行为的期待。比如为了在亲友当中创造一个好父亲的形象,表演者必须首先理解亲友们对好父亲这个形象的角色期待,例如,辛勤工作照顾家庭,关心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教育和陪伴等。表演者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传达出这种印象,并得到观众,很可能是亲友或者较为紧密的社会关系,的认可。关于对于某个形象的期待是长期的社会规范当中形成的。

关于表演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戏剧和实际的矛盾。有时候表演者过于专注于塑造这种理想的形象,以至于他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在大众眼中创造这种形象本身,而忽略了实际的行动。比如,有的学生为了显示自己在认真听课,会努力保持专注的表情和身体姿势,以至于他没有对老师所讲授的真正内容投入注意力。

戈夫曼还提到了表演者的动机问题,一个表演者在创造形象的时候,可能是真诚的相信他所创造的形象, 甚至相信自己本身就是符合这种形象的,但是也有表演者是进行这种表演只是出于情景的需要,甚至是为了玩弄观众。

  • 剧班

当一个以上的表演者相互合作以共同表演某个情景的时候就组成了剧班。剧班这个概念的精髓在于,我们搜想要投射的情景定义通常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人的合作和互动中构成的,而与我们创造这种情景定义的人就与我们构成了剧班。比如你带上女友和朋友吃饭,其实你正和女友为怎么过感恩节有分歧,但是在朋友面前,你们暂时放下了矛盾转而扮演起了恩爱情侣的角色。你们之间的互动一如以往甚至更加甜蜜,以至于朋友完全没有察觉到你们的矛盾。这个时候你就和你的女友构成了剧班,你们想要展现的恩爱情侣的形象有你们共同完成。

  • 区域与区域行为

区域和区域行为指的是前后台的区分以及表演者在前后台的不同行为。前台作为表演的场所而存在,后台则是与表演有关但是可以展现出与表演所创造的形象不一致的行为的场所。

前台与后台是相对存在的和相互隔绝的,因为后台所展现出来的行为与前台索要营造的形象可能相互矛盾,如果观众误入了后台并观察到了后台行为,那么前台形象的说服力就会受到怀疑,甚至导致表演的失败。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有朋友在场的时候,你们所处的是前台,而当朋友不在场的时候,你们所处的位置就变成了后台。如果你和女友趁着朋友上厕所的间隙继续争吵感恩节问题,当朋友突然从拐角出现并无意中看到你们的争吵的时候就出现了后台控制失效的问题。后台控制的失效就可能导致表演崩溃,除了上面的例子,最典型的比如明星被发现私下吸毒,那么他在舞台上想要维持的阳光形象就会崩塌。

区域与区域行为还涉及到的一点是,人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转换。比如有当中演讲经历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当我们从后台步入前台的那一刻我们会改变状态使自己看起来更积极。比如在回家前我们正为工作中的挫折喜庆沮丧,但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们仍然要扮演积极向上的形象,于是在进门隐藏起沮丧将笑容挂在脸上。

  • 不协调角色

不协调角色是指冒充的表演者。剧班为了演好一场戏一般都会分享一些秘密。不协调角色多少知道这些秘密,但是他既不属于表演者也不是观众或者旁观者。比如同谋者,看似是观众,其实是与表演者串通的为了达成效果而存在的角色,这在模式表演中经常存在。再比如服务专家,帮助演员更好的打造其所想要达成的影响,比如训练专家,训练表演者如何给人留下良好的影响,公众人物经常有这样的辅助性工作人员帮其管理在公众中的形象。

  • 角色外的沟通

角色外的沟通是说表演者要达成表演目的,需要与另外的表演者沟通,以达成相互合作。

  • 印象管理艺术

对于想要通过表演创造出某种特定印象的人来说,印象管理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印象管理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达成表演的成功,另一方面是要防止表演的崩溃。戈夫曼重点解析了如何预防表演崩溃的方法。他认为,参与表演的剧班伙伴必须具备戏剧忠实,即必须知道他们所承担的角色并且将他们表演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拥有戏剧素养,即将这种角色表演出来的能力并在表演中贯彻出来,除此之外,表演者还必须具备戏剧缜密,也就是对表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意外加以谋划和准备。

书评

当我们考察一个理论的时候,第一要看这个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第二要看他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或指导能力。在我看来你,戈夫曼的理论之所以成功很大部分在于其强大的解释能力。戏剧理论将社会互动分解少数几个容易为人理解的元素:角色,前台,表演,观众,戏班,印象管理等等。借助这种模型,我们足以对大部分社会互动现象进行深入的解释。另一方面,当你进入一个社会互动的场景的时候,清晰的了解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或者传达的印象,你所面对的观众,观众心中对此印象的期待,你如何与你下班伙伴共同创造这种角色等等,这种模型对我们进行社会互动是深具指导能力的。

一个理论模型要得到有效传播,不能太简单以至于不具备解析力,也不能太复杂以至于无法为人理解。戈夫曼的戏剧互动理论在这中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它使用了为人们所熟知的概念来构筑理论的框架,同时使用十分精准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理论的运用场景。戈夫曼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观察力也正体现在这些方面。他在本书中使用的例子十分准确地抓住了社会互动的本质和共同特征。同事他还能够在一般的现象之外提炼出更具深度的模式。

戈夫曼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大量使用了舞台语言中的术语。这样的行文通俗易懂,读者事先已经对这些概念有了一定的理解,因此理解他的理论就变得容易多了。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因为他们与戏剧的联系过于强烈以至于读者需要额外的努力才能将他们与非戏剧的互动联系起来,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对于这个理论的理解就会缺乏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