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西方哲学史》洛克篇

主要介绍《洛克的政治哲学》,省略了《洛克的认识论》和《洛克的影响》两章

《政府论》上篇的是洛克对权利世袭理论的批评。承认这种说法是不违反人性的说法,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人类政权都是世袭制的。君权神授的学说在英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教派太多以及君主,贵族,上层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利斗争。罗素认为洛克要在这种基础上击败《先祖论》是毫不费力的。罗素为了帮助理解政治世袭这种在洛克时代被当成理理所当然是制度,提到了经济上的世袭在今天仍然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政府论》下篇是在为政治权力的根源寻找一种比较靠得住的解释。

洛克的自然状态与自然法。
罗素认为洛克的自然状态的理论并不新颖,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复 。罗素认为洛克的自然状态理论不如霍布斯的有新意,后者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为求自保才放弃自然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罗素认为洛克的自然状态的论证有太多的神学根据。现代的自由主义继承了自然状态的学说而抛弃了神学根据,因而逻辑基础不够清晰。罗素认为洛克的学说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就是自然状态假设人人都是有道德、依据理性行事的,但是在自然法中洛克假设人是有可能堕落变化、危害他人的(因此才需要自然法中惩罚罪犯的权力)。为解决这个矛盾,只好假设自然法比自然状态的范围更广。洛克的伦理学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正当行为就是有助于促进总体幸福的行为的学说),但是在自然法当中,洛克认为人含有不可侵夺的权利,罗素认为这是一种矛盾。卢梭认为,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好的成文法应该反应这种规律。

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
关于政府的起源有两种主要理论,《先祖论》代表的世袭权力说和以洛克为代表的契约论。政府起源的理论是要为人们服从政府找出合理的解释来。罗素认为契约理论可能成为专制政府的辩解。霍布斯认为人交出权力之后因为政府并不是契约的一方,所以享有无限制的权力;洛克则认为人民仍让拥有最高的权力,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罢免政府。

洛克的政治思想
洛克认为政府不应该是专制的政府,司法部门应该独立在行政部门之外。罗素认为洛克思想中将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以多数人的判断为准则作为社会契约的默认条件有可能产生与独裁相类似的暴政。

洛克对财产的理论
洛克认为个人对劳动的产品应该具有所有权。罗素认为这在现代工业时代是不现实的。洛克认为小农耕作是最合适的生产方式,罗素认为这在实现上困难重重,因为欧洲当时的大部分土地都被贵族占有,在东欧则农奴制盛行。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也是不够有效率的。罗素认为洛克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劳动价值学说,也就是生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耗费在该产品上的劳动。劳动价值说包含两个方面,伦理的方面和经济的方面。罗素认为洛克在劳动价值说上的漏洞太多。罗素认为,倡导劳动价值说的人一般是包含对某个掠夺性阶级的敌意,比如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敌意。但是洛克唯一有敌意的似乎只有国王。罗素认为文明是社会不公推进的。

洛克的制约和均衡说
洛克阐释了立法,行政和司法应该分离的学说,是自由主义的特色。

总评价
罗素认为洛克的政治学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大体适用,但已经不再能够解释现代(罗素的时代)的社会。其需要解释的新问题包括:庞大的公司的政治权的超乎想像;国家在多个方面: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职能大大增强;国家主义造成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联合;单一的公民已经不再具有洛克所说的政治权利;组织化时代组织之间的冲突大于个人之间的冲突等等。

洛克《政府论》下篇

承接上篇
洛克总结了王权来自亚当的理论的不可靠之处。洛克认为,如果缺少合理的权力基础,所有的统治都只能是基于弱肉强食,而这也是无穷无尽的战争、混乱、祸患、叛变的根源。洛克因此提出自己对政治权力的见解。洛克认为政治权力的本质就是确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力,判处刑罚的权力,使用共同力量执行法律并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权力。一切政治权力最终都是为了大众的幸福。

论自然状态
洛克认为我们之所以要了解自然法的原因在于,通过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从而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完整无缺的自由状态 ,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们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 办法,选择他们自身的行动与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的方式 ,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自然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平等状态中,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共存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人人完全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伤害。但自然状态不是放任的状态。人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同时,洛克认为,为了暴保证自然法的执行,必须保证能够惩处罪犯。而根据自然法的平等性,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都有权力这样做。反对这种自然状态的人认为,如果人人都是法官,则个人感情造成的审判结果的偏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需要设置政府以保证公平。洛克则认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的情感偏私造成的结果并不比自然状态好。

论战争状态
洛克认为因此凡是用语言或行动表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有确定不移的企图而不是出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就使自己与他对其宣告这种意图 的人处于战争状态。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类组成社会和必然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要是如果人间有一种权威一种权力,纠纷就可以由那个权力来裁决。

论奴役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的自由和社会状态的自由是不同的。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任何人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为准绳。处于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意志的管辖或任何法 律的约束。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不能丧失其自由,因为没有没有谁有处置自身的权利。但是当一个人由于过错,做了理应处死的行为而失去了生命权的时候,他把生命丧失给谁,谁就可以随时剥夺他的生命。这就进入了合法的奴役状态。

论财产
洛克认为劳动使得一件物品脱离了自然状态,在上面加上了属于个人的东西,从而排除了其他人共同拥有的权利。劳动赋予了自然物品以价值。同时,洛克认为一个人获取自然物品的数量应以供他享用为限度,同时应该保留足够他人使用的部分。如果超过这个部分,一个人便侵占了本可供他人使用的部分,从而应该受到惩罚;同时,占有超出个人享用程度的物品会造成浪费。不同程度的劳动会带给人不同数量的财产,而货币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积累和扩大他们的财产。因为货币不容易损坏同时不至于伤害到其他人,所以这种积累和扩大是无害的。

论父权
洛克认为法律是理性的法则。在子女获得理性之前,他们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因而父母有义务在子女没有获得理性之前管教他们,直到理性取而代之为止。但是,洛克认为,父母管教子女的权利并不代表着父亲拥有一种绝对的,专横的权利。而且父权是和教养行为相关的,一个人如果不对子女进行教养则不具有父亲的权利。

论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
洛克认为社会是从父母子女等家庭关系,主奴关系等开始的,但是洛克认为这些关系都不足以构成真正的政治社会。

论政治社会的起源
洛克认为,当一个人同意和其他人建立一个由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担负着服从大多数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随后洛克反驳了两种反对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历史上没有按照这种先例组建的社会。洛克认为相反,一切社会都可以追溯到某个最开始的,依照这种观点组成的形态;第二种认为人生来都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下,现有的国家不会允许重新创制这种新的国家。洛克认为,没有人生下来就考虑过他们所处的臣服状态,因此这并不是合法的状态。

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洛克认为人之所以放弃自然状态是因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幸福和财产权都是不稳定的。人们结成政府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在自然状态中,财产的保护缺少明确的法律,裁判争执的执法者,以及支持正确裁决的权力。洛克认为你,人在从自然状态转变为社会状态中将保护自己,惩罚罪犯的权利转交给了社会。

论国家的形式
洛克将国家氛围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

论立法权的范围
洛克认为,立法权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但立法权对于人民的生民和财产不是专断的,立法或最高权力机关必须依照颁布过的、经常有效的法律并由法官来执行司法和判断臣民的权利。而未经本人和最高权力同意,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被他人取走。反过来,凡事享受到保护的人都需要从自己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数量的多少需要经过本人同意。立法机关不得把立法权转让给别人。

论国家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洛克认为国家的立法权不应该经常保持活跃,否则立法者将经常有篡改法律的倾向。只需要定期集会行使立法权即可。

论国家权力的统属
洛克认为只要有政府存在,立法权永远都是最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他们所委托的立法机关的立法和他们自己的意愿并不相符合的时候,人民有权力罢免立法机关。立法机关不需要经常存在,但是执行机关需要经常存在。

论特权
洛克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可以让位于执政权以弥补法律的僵化。洛克称这种权力位特权。合法的特权应该是为了社会的福利,并且符合政府所受的委托和它的目的。

综论父权政治权力 和专制权力
重新讨论了父权,政治权力和专制权力。

论征服
洛克认为我们经常性的误区就在于将武力等同为人民的同意。洛克认为征服者当初无权对被征服者作战,或者虽然有权利但被征服者并为你参加战争,则即使征服者胜利也不能使被征服者产生任何义务。

论篡夺
洛克认为当一个人把他人享有权利的东西占为己有的时候就是篡夺。洛克认为任何人如果没有以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取得统治权的任何部分的权力,他是不具有使人民服从的权力的,因为并未得到人民的同意。

论暴政
洛克认为,如果统治者不以人民的福利位目的,不以法律为准则,而是为了私人利益为目的,行使越权的、没有任何人有权行使的权力的行为就是暴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有权利反抗君主的。

论政府的解体
洛克认为政府解体的外部条件是外国武力的入侵。内部解体则有如下的形式:立法机关的变更或者当立法机关或者君主这二者中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他们的委托的时候。

洛克《政府论》上篇

本文是洛克对罗伯特-菲尔曼爵士的《先祖论》的父权理论的批判。

论奴隶制与天赋的自由
罗伯特-菲尔麦爵士的《先祖论》:一切政府都是绝对君主制,理由是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罗伯特认为我们一生下来便同时取得生命和奴隶地位,在未丧失生命以前决不能不做奴隶。洛克则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社会制度。是决不能同意的。

论父权和王权
按照罗伯特的定义,父权最初授予亚当,其后按理应属于所有君主。父权是一种神圣的、不可变更的主权。一个父亲或一个君主对于他的儿女或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据此享有绝对的专断的无限的权力,因而他可以任意取得或转让他们的财产,出卖、阉割和使用他们的人身 --因为他们本来全都是他的奴隶--他是一切的主人和所有者,他的无限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法律。洛克的反驳是:同样的权力也可以属于母亲,因为可以同圣经中找到同样的根据。

论亚当因由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
《先祖论》认为,基于上帝的明白授予,亚当一创生,就是世界的所有者。因而基于自然的权利,亚当应该是他的后裔的统治者。洛克认为这里面有多个谬误:第一是,上帝在创圣亚当的时候并没有对他进行授权,是对夏娃说的。(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第二是,即使父母对子女有自然的权力,但是在最开始,亚当是没有子女的,因此当时他只有形式权力,而没有实际权力,也就是实际上没有权力的。

论亚当因为神的赐予而享有主权
《先祖论》认为:世界一切人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理所当然基于这个赐予,亚当必然被树立为这样一个统治者。卢梭的批判是:其一,这种赐予并没有给予亚当以统治人类的权力;其二,不管上帝在这个赐予的话中赐予了人什么权力,他不是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独自地许给亚当,因此,无论亚当由此取得了什么样的统治权,它都不是一种个人统治权,而是一种和其余的人类共有的统治权。

论亚当因为夏娃对他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先祖论》根据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认为这就是政府的最初授予。洛克认为:这些话是上帝对女人的诅骂,而不是给予亚当以特权和特许,授予他以尊严和威权,提高他到享有统治权和君主权的地位。即使这里包含这种关系,这种从属也只是每个妻子对于她的丈夫应有的从属。

论亚当因为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
《先祖论》认为做父亲的由于是儿女们的父亲,就具统治其儿女的自然权利。洛克认为:首先,凡是给别人东西的人不一定就总有收回这东西的权利;其次,父亲给予子女生命这个说法过于笼统,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生命到底是是怎么回事,又怎么能说生命仅仅是父亲给予的。第三,即使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也不能认为生命仅仅是父亲给的,母亲应该具有至少对等,甚至更多的贡献。第四,如果每一个父亲都享有这样的统治权力,那么就破坏了单一最高君主的统治权了。第五,按照《先祖论》的说法,“亚当既然是他的儿子的君主,所以他的儿子们对他们自己的儿子也有支配力和权威”,这样,亚当的父亲身份所享有的无限和不可分割的统治权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只存在于第一代,当他有了孙代,这个理论就说不通了,因为他和他的儿子就享有同等的支配权。

论父权与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根源
《先祖论》认为财产权和自然父权是统治权的基础。洛克反驳:父亲的自然的支配权“父权”却不允许由继承传给他人。因为这是一种只凭生育儿女才获得的权利。对于不是自己生育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够享有这种自然支配权。在子女之后,长子继承了父亲的财产权,而所有有子女的子女评分了父权,所以财产权和父权便分离了。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先祖论》关于最高统治权的转移:(成为君主的关键在于)以最高权力统治,而与他获得权力的方法(无论是选举,继承,授予还是撺掇)无关。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方法,谁只要能够取得王权和最高权力,这王权和最高权力就真正地和正当地归他所有。这样说的矛盾实在过于明显。

论自亚当承袭下来的君主制
(这节洛克谈到了所有这些政治理论的根本目的:其一是告诉人们为什么要服从政府,其二是告诉人们谁应当服从)洛克认为,要是的罗伯特爵士的理论成立,必须证明一下几个观点:第一,亚当这种权力,不随他的死亡而结束,而是在他死后便全部转移给其他某一人,直到子孙万代都是这样。第二,现在世上的君主和统治者是通过一种正当的转移方式得到这种亚当的权力的。
洛克认同儿子有权利继承父亲的财产的理由,但除此之外,这种所有权不能给他的后裔中任何一个人带来统治其余的人的统治权。这是由于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承袭他自己那一部分的权利,他们应该共同地享受他们所承袭的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

论亚当的君主的继承者
《先祖论》的理论:任何一群人,在这群人中肯定有一个人 。由于是亚当的嫡嗣而天生有权利做其余一切人之王,其他一切人都应当从属于他。洛克的反驳:要不就是成为君王不必须这种权力,要不就是全世界的君王除一个之外全部是不合法的。

谁是继承人
谁应当具有权力的问题。《先祖论》:子孙的这种从属既是一切王权的源泉“出自上帝自己的意旨”,因此国家的权力不单一般出自神的规定,而且它特定地指定授予最年长的两亲。洛克认为,这里的定义暧昧不清是因为作者体会到建筑在父权上的继承权的理论多么不稳定。可能之一:最长的儿 子具有充当嗣子的权利。反驳:长子的继承 制是不能够给予任何父权资格的。洛克接着对作者举出的各种源自圣经中的例子进行逐一反驳。

罗素《西方哲学史》卢梭篇

对《论不平等》的解读
自然法应当从自然状态推出来,但是只要我们对自然人无知,便不可能确定原来给自然人所规定的或最适合自然人的法。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服从自然法的那些人的意志必定自觉到他们在服从,而自然法必定直接出于自然之声。卢梭并不反对关于年龄、健康、智力等的·自·然不平等,只反对由传统惯例所认可的特权造成的不平等。市民社会及由此而其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从私有制中找得到。

对《论不平等》的批判:
关于卢梭在《论不平等》中提出的野蛮人的概念,罗素认为有两点缺陷。一点是:没有任何理由设想这种信念会是真实的;另一点是:结果产生的信念就会是私人信念,因为心对不同的人诉说不同的事情。但是即使心对所有的人诉说了同样事情,那也不足以成为我们自己的情感以外存在着什么事物的证据。不管我或者全人类如何热烈想望某种事物,不管这种事物对人的幸福多么必要,那也不成其为认定这种事物存在的理由。保证人类要幸福的自然律是没有的。不喜欢发源于卢梭的滥弄感情的不逻辑。

对《契约》的解读:
他的社会契约概念起初好像和洛克的类似,但不久就显出比较近乎霍布士的概念。有为极权主义国家辩护的倾向。他说到民主政治,所指的意思如同希腊人所指的,是每一个公民直接参政;他把代议制政体称作“选举制贵族政治。”自由是卢梭思想的名义目标,但实际上他所重视的、他甚至牺牲自由以力求的是平等。在从自然状态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个人不能再自己维持原始独立的时候到来了;这时为了自我保全就有了联合起来结成社会的必要。“假若个人保留下某些权利,由于没有共同的长上在个人和公众之间作出裁决,每个人既然在某一点上是自己的法官,会要求在所有各点上如此;自然状态因而会继续下去,这种结社必然会成为不其作用的或暴虐专横的。” 这句话含有完全取消自由和全盘否定人权说的意思。什么于社会有益或无益,主权者是唯一的判定者,可见,这样给集体暴政只加上了极薄弱的对立障碍。

对主权者的解读:
关于卢梭在《契约》里提到的主权者:。在卢梭,“主权者”指的不是君主或政府,而是作为集体和立法者的社会。主权者的这种永远正确的意志即“总意志”。每个公民作为公民来说分担总意志,但是作为个人来说,他也可以有与总意志背驰的个别意志。

对主权者概念的批判:
社会契约不言而喻谁拒不服从总意志,都要被逼得服从。“这恰恰是说他会被逼得自由。”这种“被逼得自由”的概念非常玄妙。(公众的意见并不总是对的,将公众的意见强加给个人也是不对的。)伽利略时代的总意志无疑是反哥白尼学说的;异端审判所强其伽利略放弃己见时,他“被逼得自由”了吗?

关于财产权:
卢梭没有洛克及其门徒所特有的对私有财产的那种深切尊重。

关于总意志(公意)的解读:
总意志不等于过半数人的意志,甚至和全体公民的意志也不是一回事。好像把它理解为属于国家这东西本身的意志。说总意志永远正当,无非是说因为它代表各色公民的自私自利心当中共通的东西,它必定代表该社会所能做到的对自私自利心的最大集体满足。

对总意志(公意)的批判:
依照卢梭的看法,实际上对总意志的表现有碍的是国家内部存在着下级社团。若要总意志得以表现,必要的是在国家内部不可有部分性社会,而且每个公民应只想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制度实际上会必然造成什么情况。国家要禁止教会(国家教会除外)、政党、工会以及有相同经济利害的人们所组成的其它一切组织。

对政府理论的解读:
卢梭认识到行政部门必然是一个有自己的利益和总意志的社团,这利益和总意志多半会和社会的利益和总意志矛盾。政府的一个成员具有三种意志:他的个人意志、政府的意志及总意志。

对政府理论的批判:
(总意志并不能在实践上解决政府暴政的问题。)尽管“永远坚定、不变和纯洁的”总意志无过无误,所有那些如何躲避暴政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关于这类问题卢梭要讲的话,不是偷偷重复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坚持立法部门至上;立法部门若是民主的立法部门,就等于他所说的主权者。他最初所提的、他说得俨然解决了种种政治问题的那些一般大原则,等他一俯就细节问题时便无影无踪,原来那些原则对解决细节问题是毫无贡献的。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本书是卢梭为应对第戎学院征文“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 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而作的论文。卢梭在本书为我们描绘了处于野蛮人的人类的状态,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不平等的出现,加剧和人类因此产生的种种痛苦。

卢梭首先论述了为什么要研究人的自然状态。卢梭认为要知道人的不平等是怎样产生的,首先要确定人在最初的的自然状态中是怎样的。卢梭进一步批驳了不同学者对于自然状态的不同见解。

卢梭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平等: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 ,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卢梭并不打算探讨自然的不平等的根源,因为在这几个字的字义里面, 已包含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第二种不平等,卢梭的目的是要找出一个转变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卢梭认为,之前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有一个弊端,即他们将一些从社会的来的观念,比如正义,幸福等搬到野蛮人的身上。卢梭所要做的是剥离这些社会化的东西,还原人类最自然的本质。

卢梭随后从生理上和精神上对野蛮人进行了考察。卢梭假定野蛮人在身体结构上和现代人类并无差异。野蛮人的生存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保存自身。语言的出现是自然状态之后的事情,因为语言的出现首先必然是由于使用语言的需求,而卢梭认为野蛮人是独自生活的,因此他们不需要语言。而没有语言,则使一个人屈服与另一个人,满足另一个人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沟通不可能进行。卢梭进一步认为,人类在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种种能力是随着理性的进步而出现的,在野蛮人身上存在发展出这些能力的潜能,但由于他们的理性并未发展,因此他们的才能并未实现。他么也不用受到随之而来的欲望的困扰。在最开始的时候,野蛮人是没有所谓对和错的道德观念的。野蛮人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就是发自自然的怜悯心。卢棱所说的野蛮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抽象的人实际上还是社会的人,不过卢梭用想象的方法,把社会加于人身上的一切都剥了去。

“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没有农工业、没有 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甚至也许从来不能辨认他同类中的任何人。这样的野蛮人不会有多少情欲,只过着无求于人的孤独生活,所以他仅有适合于这种状态的感情和知识。他所感觉到的只限于自己的真正需要,所注意的只限于他认为迫切需要注意的东西,而且他的智慧并不比他的幻想有更多的发展。即使他偶尔有所发明,也不能把这种发明传授给别人,因为他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技术随着发明者的死亡而消灭。在这种状态中,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一代一代毫无进益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从同样的起点开始。许多世纪都在原始时代的极其粗野的状态中度了过去;人类已经古老了,但人始终还是幼稚的。”

人类文明的产生来自于私有制观念的出现。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逐渐学会利用自然。野蛮人在与其他动物,人类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然后野蛮人开始进入群居生活并逐渐有了公共生活。而这种公共生活中,人类开始注意他人,也开始注意他人注意自己。于是公共的重视(认可)具有了一种价值,于是自尊和对他人尊重自我的需要便产生了,由此又产生了不公和报复。农业和冶金技术的出现则是人类(生产力)的一次重大飞越。劳动的出现导致人类开始占有和积累不同的劳动产物,并逐步发展出物质积累上的不平等来。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开始诱导普通人接受创设一个最高权力以保护大家的说法。

一旦人类在自己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走了稍微巨大的几 步以后,自然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平等关系就受到了破坏。而在这条道路上 每走新的一步,都导致了不平等的新的扩大。金属冶炼和农耕一方面创造了 富人阶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穷人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利益的敌对关系引起 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处在富人的掌握中,富人得到国家生活的一切好处。因此国家是人类不平等扩大的新的泉源。而不平等越扩大,风俗就越败坏,淫佚就越增多,犯罪就越频繁。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又扩大不平等,从而也就加深风俗的败坏。因此卢梭在和自己的批评者们的争论中不止一次地声明说,科学和艺术,就其本身来看,他是充分尊重的,但是他深信,实际上科学和艺术的传播会使风俗败坏。

对于解决人类不平等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自己所能有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制止那些不大的国家的堕落,这些国家由于处在特殊幸运的环境下,还没有来得及在文明和同文明有联系的淫风败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因此卢梭最后只有反对经济上的进步。

卢梭《社会契约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轮》定义了正当国家的主权,公意,政府等概念,讨论了社会契约的条件,定义和特点,同时探讨了法律和政府的建立。

他首先驳斥了几种常见的政治组织原则。其一是把国家当作家庭、治权当作父权的延伸。卢梭认为,父亲以情感统治,而统治者不是,因此这二者不具有类比性。其二是将国家的统治关系视作主奴关系,基础是主人一方的强大武力。卢梭认为,武力不可能成为政治基础,原因在于只要有更强大的武力出现,就可以取而代之,同时,臣民对统治的义务时不存在的,只要能够逃开惩罚臣民就会尽一切可能拒绝服从。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可能主动奉献自己的自由,在卢梭看来这就等于放弃了做人的权利,而且即使一个人自己放弃了自由他也没有权力替自己的后代选择放弃自由。所以基于强力的主奴关系也不能成为政治原则。

卢梭认为正确的政治组织的原则是基于契约的。从自然人转变为人民,达成契约,其原因在于自然人的生存状况使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以寻求更大的力量。结成契约的好处在于,人的行动从自然人的自然欲望变成了社会人的道德行为。而唯有道德的自由才能使人类成为真正的人类,才能达成真正的自由。通过这一契约,人类虽然仍然具有身体,物质上的不平等,但是在社会契约上达成了真正的平等。

在结成契约的时候,所有人都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去,因为这一奉献,所有人也同时也保留了全部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因此不会有人比他人背负更多的义务,也不会有人比他人拥有更大的权力。这个结合的行为会产生一个道德和集体的共同体,卢梭称之为主权者。主权者的意志就是公共意志。

主权者和人民的契约需要从主权者和人民分别享有的权力和所应履行的义务的角度来分析。主权者不需要对臣民提供任何保证,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主权者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乃是共同体的代表,所以不可能想要损害所有共同体。但是为了保证人民履行义务,则主权者必须具有强迫其中不服从公意的人服从的权力。

主权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为主权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意志不可以转移,所以它只能自己代表自己,而不能由他人代表自己。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就不是公意,不可能出现部分公意部分非公意的混合。人们所看到的主权的分立不过是主权的延伸的或者执行。公意是不可能犯错的,因为它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是要达到这种理想的情况,必须假设人民之中没有集团和派系,因此即使是由一些分歧,但是分歧抵消之后的综合仍然是公意。主权是有边界的。主权可以看作是公共的人格,而在此之外,人民仍然具有其私人人格。主权的边界就在于人民以臣民的身份应尽的义务和人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力的边界的界定。主权的行为可以定义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除了公共的幸福和利益之外就不能再有其他目的的行为。至于主权者和公民之间的权力边界要看主权的全体人民对于自己本身能规定到什么程度。

为了赋予主权者以行动和意志,就必须进行立法,进而就需要立法者。立法者需要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情感而又不为情感所支配,他同人性没有关系而又能够认识人性的深处,他的幸福与人民无关而又总是关怀人民的幸福。卢梭认为这种职责的神圣性简直不是人类可以承担的。

卢梭接下来对政府进行了讨论。立法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是主权的权力,但是行政的行为是对具体个体而言的,不能具有立法者或主权者那样的普遍性。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政府负责法律的执行并维持社会和政治的自由。于此同时,必须要考虑到,政府中的执政官具有三种意志,个人意志,全体执政官也就是政府的意志,以及主权的意志。自然顺序上,个人意义总是最活跃的,因此也总是最先影响执政官行动的。在理想的政府当中,执政官的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有全体人民也就是主权的意志。在极端情况下,每个人都是执政官,因此执政官的利益就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在另一个极端之下,执政官变成一个人,执政官的意志就完全变成了个人意志。立法者的艺术在于确定行政官的数目以达到政府力量和意志的平衡。

卢梭按照执政官对于人口的比例将政府分为民主政府,贵族政府和君主政府,以及混合政府。卢梭认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是适用于所有的人民的,认为没有那种政府是最好的,但是可以通过人口来判断一个政府施政结果的好坏。

卢梭认为政府是具有滥用职权和蜕化的倾向的。因为个人意志永远在不断反抗公意,同样,政府的意志也是在不断反抗公意的,不论是出于执政官的个人利益还是处于全体执政官的共同利益。为了同对抗这种倾向,必须有维护主权权威的方法。卢梭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人民集合起来,定期召开大会,而在大会期间,政府的一切权限便终止了,主权的权威此时代替了政府的权威。

卢梭认为公民并未同政府签订任何契约,政府只是公意的执行者,公意和主权在政府的权力之上。政府的创制是一项复合过程。主权首先确定了法律,而法律规定要有一个政府建立起来,于是政府一句这项法律得意建立。同时人民任命一个首领来管理已经形成的政府。订立社会公约需要通过投票实现。怎样理解投票中多数意见取胜的原则呢?卢梭认为,国家全体人员的经常一直就是公意。当投票的结果与个人意志不同时,只能说明个人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真的公意。但同时卢梭提出,对于紧急程度不同事情所需要得到通过的赞成和反对票的数目差异不同。政府的建立则需要通过选举与抽签应该并举。需要专才的地方应该由选举决定,而只需要有良好的品行,健全的理智的地方通过抽签即可决定,因为卢梭假设在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里,这些品质时所有公民都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