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简史》The Story of US

移民美国的热潮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从未中断过,但在今天,移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与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大为不同。他们很少是因为在祖国受到宗教迫害或经济奴役来到美国,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交通运输的便捷,移民们来到美国的过程不再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而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前代移民们建立的同乡网络,移民在异乡生活的起点远高于从前。另一方面,种族歧视的退潮意味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从各方面来说,移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

然而现实是根植于历史当中的,这一点在移民历史上尤其明显。美国各个种族的现状不仅是他们在各自祖国历史的延续,也是他们在美国移民历史的延续。如果不了解移民们的历史就无法准确把握他们的现状,更不要说找出现象背后的关联以期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指导。另一方面,移民和种族也许是偏见最为深厚的领域,除非我们愿意更近距离地观察移民问题,这些偏见将会更长时间占据我们的头脑。《美国种族简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近距离审视美国各个主要种族和他们的移民历史。

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甚至称它是民族大熔炉。如果不假深思,这样的说法往往会产生误导。它似乎暗示美国是移民的天堂,是各民族融洽相处的乐土。但实际上,无论是来到美国的方式还是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早期移民们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差异巨大。黑人从十七世纪就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但是直到1863年美国正式废除奴隶制之后他们才作为自由人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大部分是在1880年到1920年间因为宗教和人身迫害而到达美国,爱尔兰人则是主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间举家逃离爱尔兰的残酷生活到达美国。

移民们进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从来都不能称为一帆风顺。除了旅程本身的高死亡率,初到美国的他们都必须想办法维持生计,缺少资本的他们大都依靠体力劳动、小商业或者农业为生。在融入美国的过程里,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甚至是制度性的公开歧视,比如限制华人劳动获得公民身份,银行信贷,甚至是从国内接来家人团聚的歧视性政策。

这种公开进行种族歧视的状况到今天才稍微好转,但是种族歧视、刻板印象仍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当中。然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又使移民们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成功和繁荣。他们免受在祖国遭受到的各种迫害。通过努力奋斗,各个民族总是能获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又使得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为自己民族的权益作斗争而更少担心政治上报复。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美国移民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是各个民族取得进步的历程,即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变化。总体来说,所有种族当下的处境都比他们刚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要好得多,但是不同民族进步的程度有差异,而找出不同民族进步差异的原因是这个主题中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倘若我们不能找出民族进步的真正因素,就无法正确的提倡和鼓励这些因素;倘若我们将进步或者落后归因于错误的因素,我们就可能会将公共舆论和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样的错误不仅可能误导我们的认知,更会阻碍移民们未来的发展。

然而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衡量和比较各个民族进步程度本身就是已经困难的事情。各个民族来到美国的时间并不一样,例如黑人虽然可以称为最古老的的美国公民,但真正进入美国社会的历程是在1863年废除奴隶制度之后才开始的。另一方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容易将因果分析和道义分析混淆。所谓因果分析即是寻求这些差异和现象背后的的原因,而道义分析则更多的诉诸于道德和情感,将民族的现状归咎于历史上所经受的苦难以及当下社会的歧视。

我们当然不应忽略歧视性政策对移民们造成的苦难。比如美国在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大大限制了华人移民来到美国的数量。这导致滞留在美国的男性华人劳动无法将他们在中国的配偶接到美国,而早期华人移民性群体以男性为主,很多男性劳工终身也无法找到配偶。

奴役性和歧视性的制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特性。生活在英格兰奴役之下的爱尔兰农民和生活在白人奴役之下的美国黑人经常被认为是懒惰的种族。这种认识有多少是来自统治一方刻意污名化的打压难以衡量。但如果观察他们劳动的制度就会发现,奴役制度的设计使他们额外劳动的收获都归奴隶主所有。这种制度使他们在经济上逐渐失去积极性和进取心。这样的经济性的压迫甚至比政治歧视更能够摧毁一个民族。很难说所谓懒惰特性的形成不是出于这种歧视制度经年累月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苦难深重,很多民族却仍可以克服重重阻碍,在短时间内获得社会地位的跃迁,并赢得其他族群的广泛尊重。

移民种族之中,在经济进步上表现较为出色的当属犹太人、美籍日本人还有美籍华人。这些民族的初代移民由于缺乏资本和技能只能依靠手工和体力劳动维持生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格外重视认知和自身的提高。他们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受教育的年限高出全美的平均水平。毕业之后,他们也大都选择在在应用性较强的领域扎根。教育固然不是成功的必须因素,比如初代移民并无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却仍可以取得成功,但很难说对教育的重视不是这些民族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在政治上表现较为出色应当属于爱尔兰人。他们只用了四代人的时间就将自己的族裔送上了最高层的政治舞台:美国总统肯尼迪家族即是爱尔兰后裔。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组织和动员族裔和基层民众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们长期对于遣词造句、表达能力的重视。

爱尔兰人在于英格兰进行多面战争之后被征服和奴役,这样受到压迫的生活培养了他们通过非正式渠道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力,而苦难的历史又造就了他们格外强烈的集体意识。他们一方面擅长于团结和组织自己人数众多的族裔,另一方面在获得权力之后不断将自己的族人拉入网络,而出色的表达能力、个人魅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领袖天然适合政治的舞台。

我们很容易看出,各个民族本身价值观念、行事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经济学上使用“人文资本”来描述这些内嵌于民族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头。正是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不同的民族在面对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竞争,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态度完全不同。

但除了文化或者人文资本的差异,歧视是造成进步差异的另一个原因吗?歧视这个词不论在中文语境还是在英文语境里都有多重含义。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它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收入和社会接纳等方面由于社会其他各界的行为和态度造成的落后。

我们谈论民族歧视的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是把对民族的歧视和对个人的歧视混为一谈。一个种族是否受到歧视,是要看这个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被误判或者被付给低薪水。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受教育水平本身偏低,专业技能也相对缺乏,那么他们的平均低工资更多是市场自然调节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歧视而产生的低估和误判。这种经济上的差别待遇是个体层面的歧视而非对种族的启示。如果我们将工资收入和教育年限、专业熟练程度等关联起来,就会发现,种族之间的差异也许不再是一个显著的因素。但很显然,将这种差异归结于社会的歧视是更能调动情绪的说法。

《美国种族简史》是托马斯索维尔更为人们熟知的一部作品。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是对于移民问题的简介,中间的主干部分是对各个民族移民历史和现状的简要浏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对这些移民问题中的诸多现象加以讨论。

索维尔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澄清了很多关于种族问题的误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作者或许出于可读性的考虑在材料上的选择和论述深度上的控制。比如在论述美国黑人历史的时候,作者笼统的将黑人群体分为美国本土黑人和西印度群岛,即加勒比地区黑人,但黑人群体内部的分类要远远比这多样。再比如,作者很少提及移民过程程本身的筛选作用: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美国的移民群体本身具有怎样的特征?

概念解释 :工农价格剪刀差

项飚在《跨越边界的社区》这本书里提到“分割-攫取”的模式。也就是说,强势的势力通过分为群体而对其价值加以攫取。这样的在当代是政府在利用农民工等劳动力创造经济价值的同事,通过户籍控制的方式限制他们获得相应社会支持和资源,比如就学、就医等方面能力的政策。而在建国初期(说1949~ 1978年)则是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手段攫取农业人口的价值而用来补贴工业的方式。这种认为控制价格的做法一般跟“工农价格剪刀差”这个词联系起来,今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本来含义。

“剪刀差”的概念来自于苏联。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

在中国,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

人们当前对于工农价格剪刀差的批评主要是说国家通过强制手段统购统销农产品,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降低农民可以获得的利润,而另一方面又通过抬高工业品的价格来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成本。剪刀差的大小如何评判?一般来说是通过对比往期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例来观察这种差别是否在扩大:农民是否需要拿出更多的农产品来交换工业产品。研究确实显示,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

但也有研究认为,一般的批评夸大了剪刀差的政策对于农民困难生活的责任。研究认为,农民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困难一部分来自于剪刀差政策的攫取,但更基本的情况是整个农村乃至中国社会因为采取计划经济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低下,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另一方面,对于剪刀差的批评也容易忽略这样的事实,即最终攫取到的利润并不是流入了国家的钱包,其仍然以补贴的方式进入了工业。

剪刀差的本身是在计划经济之下的产物,其基础是存在国家这样的强力垄断机构可以控制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实质是一种垄断行为来赚取比自由交易情况下超量的利润。这种政策客观上一方面帮助中国更快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民生活的普遍贫困。

《万历十五年》书评

按照作者黄仁宇的说法,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平淡,作者何以要单单将这一年抽出来叙述呢?要理解作者的做法需要从作者的大历史观说起。

黄仁宇的历史研究从大的时空范围着手,强调不通过历史人物的生涯探讨和单一历史事件来分析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社会面貌进行整体的分析和把握,掌握历史社会的结构特征。

万历十五年是五百年明清史中极为平常的一年,这也正是作者选取这一年作为研究切片的原因之一:从宏观上看,明清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未改变,从这极为平常的一年着手,也可看出不变的矛盾并理解明清社会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对万历朝的诸多人物做了群像式的描绘。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从汉唐的先进走向明清的衰落。黄仁宇在描绘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重点展示了他们在这种社会设定之下辗转腾挪。

比如张居正之后的第二任首辅申行时,一般认为他是个和事佬,老好人。作者却认为,他早已看出整个文官集团中,作为统治基础的道德要求和文关门本身的的私欲之间的相互抵触。

作者以阳和阴来说明道德与私欲的矛盾。道德礼法是阳,皇帝和百官需要通过各种象征性的仪式来维持人们对于道德的信任,从而达到上下一心的目的,bi并完成国家治理。但另一方面,大明王朝历经两百年,文官集团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统治集团,文官们为了私欲进行各种争斗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万历皇帝了解到道德与私欲并存的过程正是从张居正死后大臣对他的弹劾开始的。万历皇帝发现这个曾经以道德教育自己,以简谱自居的首辅大臣其实私生活相当奢侈,他对于自己多年受到的要为明君的道德信条也终于坍塌。

万里皇帝还逐渐了解到,及时那些对张居正进行攻击的大臣,也并不是完全怀着纯正的目的,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取利益。作为皇帝表面上拥有无上的权力,但也不得不收到传统文化和文官集团的掣肘,而他并无能力改变这一局面,于是他选择了怠政的方式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原因在于他改革社会的同事,试图以权威压制私欲,最终在死后遭到反弹。申行时在了解这一问题之后调整方法,努力维持人们对于道德的信任的同事又不过分压制文官的私欲。

申行时的这种中庸和妥协的方法当然难免受到非议,人们会认为他不作为,对导致明朝覆亡的诸多隐患置之不顾。但作者却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道德统治的设定之下,供申行时选择的空间不存在了。

另一个代表人是以清廉正直的名声享誉本朝的海瑞。他所提倡的社会治理的方法乃是以残酷的手段,如朱元璋时期的剥皮之刑,惩治道德败坏,贪污腐败者。立足点仍然是惩治私欲,维护道德。即使是万历皇帝也认为他的主张过于怪癖而认为他冥顽不化,最终海瑞落寞的死在任上。

军事领域的情形十分类似。明朝立国以来,为防止武将作乱,始终以文职为尊,打压排挤武将。戚继光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也仅仅是局限在抗击倭寇的前线部队之中,而无法触动更大的军事集团。

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李贽同样如此。李贽力图突破程朱理学的限制,提出人可以有私欲的观点。但是最终仍然不被认可,并在信仰程朱理学的士绅们的迫害之下入狱,最终自刎。

在作者看来,海瑞,戚继光,李贽都是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掣肘而得不到有意义的发展的人。

本书作者黄仁宇原本是国民党的军官,二战结束后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跟随著名学者余英时学习历史,1964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本书1976年即已成稿,然而因为研究方法别出心裁,一直到1981年才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

这本书原作为英文,后经作者翻译为中文,但行文乃仍然保留了许多英语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