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

央行(Central Banks)的主要政策目标包括稳定价格,保证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传统上,央行主要通过常规的货币政策(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来影响市场的流动性(Liquidity):通过降低政策利率(Policy Rate)向市场注入货币,以促进投资和消费,或者提高利率以降低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价格稳定。但在经济衰退等特殊情况下,政策利率通常已经降到下限(Lower Bounds),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Process)受损,央行需要非常规的货币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来控制市场的流动性。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通常会配合使用,以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

  • 常规货币政策

央行的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是指控制政策利率。政策利率的具体实现在各国不同,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主要包括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和贴现利率(Discount Rate),前者用于控制银行间隔夜拆借(Inter Bank Overnight Lending)的利率,后者用于控制银行向央行借钱的成本。同业拆借和向央行贷款是商业银行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升高政策利率,银行借钱的成本就会升高,消费者向银行贷款的成本也会相应升高,贷款买车买房子等投资消费需求就会相应减少。反过来,当消费者信心下降,经济活动降温,央行需要降低政策利率,以促进投资和消费。当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各商业银行由于相互竞争关系会逐步压低实际贷款利率,进而逐渐接近政策利率,从而降低公司和个人贷款的成本。

  • 非常规货币政策

在特定情况下,消费者信心极低,仅仅依靠降低政策利率不足以增强流动性。比如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经济严重下挫。尽管日本央行已经降低了政策利率,但由于消费者信心严重不足,通缩(Deflation)紧缩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到负值,降低利率的作用并不明显。此时央行便需要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种: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信贷宽松(Credit Easing)以及前瞻性引导(Forward Guidance),这些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常规策略相同,都是降低公司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增加信贷,促进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最终提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产出。

  • 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是央行直接向银行购买长期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央行向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对货币市场有两个影响,一是增加市场货币供给,二是压低长期收益曲线。向银行注入资金后,银行会不会选择将资金存留在账户上而不是放贷给给消费者?在政策利率降到下限的时候不会。这时银行将资金存留在账户的收益几乎为零,并且它们可以随时以极低的利率从央行获得贷款,不需要担心流动性问题,因此没有动力将资金留存。

量化宽松会压低长周期收益曲线。量化宽松的时候央行会大规模从银行投入购入国债,为国债提供充足的需求。央行一般会出较高的价格(Price)来压低国债的收益。相同票面的国债收入(Income)固定,国债购入价格即是成本,成本升高的同时收益不变,收益(Yield)就会降低。较低的国债收益也反会促进人们投资股市。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利率、国债收益率都持续在低点,而股票市场对于美联储关何时结束量化宽松的消息会格外敏感的原因。

对于央行来说,量化宽松的直接结果就是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的扩大(Expand)以及资产负债构成(Composition)的变化。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实现量化宽松政策,其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初的1万亿美元扩大到了2020年的7万亿美元。在量化宽松结束的时候,美联储需要向市场出售这些债券以缩减资产负债表。但是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时候经济往往已经开始复苏,利率回升,原有的长期债券价格下降,央行可能需要面对较大账面损失。

  • 信贷宽松

信贷宽松有时候也会被视为量化宽松的一种。信贷宽松的不同之处在于,信贷宽松是央行向市场购买公司债券。购买公司债券和购买政府债券本身没有区别,但是公司债券的风险较大,购买公司证券可能会使得央行暴露在信贷风险之中。购买公司债券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必须小心选择行业和企业以保证注入的流动性获得最大的利用。在市场上,大公司的债券供应较为充足,中小公司的债券较少,想要平衡选择更为困难。为了保证央行的风险中性,央行一般购买有银行或者贷款担保的证券,比如在美联储的2020年的资产负债表中,有高达两万亿的资产是贷款担保证券(Mortage Backed Securities)。

  • 前瞻性指引

除了影响当下的市场流动性,央行还需要管理人们对未来利率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前瞻性引导是央行通过发布关于未来利率的消息来引导市场预期的一种政策。比如2020年股灾之后,美联储宣布开启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低利率,以鼓励人们进行风向更大的长期投资。但前瞻性引导并不总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比如也许市场也许预期利率会长期保持低位,进一步释放的消息并不会改变现有预期。另外,市场并不一定会按照预期的方向解读这些信号。比如也许市场认为央行关于长期利率的承诺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关于未来的期望会变得更加悲观。实施坚定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影响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比喻说,量化宽松就是用直升机撒钱。在注入大量流动性时,人们关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升高,在名义利率保持不变的时候,实际利率会下降,进一步促进人们进行消费和投资。

参考:

《致命的自负》:唯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逐渐深入人心。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是说,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的来源。我们通常说的理性主义则是指人类的行为应该由理性支配这一观念。哈耶克批评的是理性主义走向极端的情况,也就是用人类理性重构扩展秩序,他用建构主义(construstivism)或者唯理性主义(scientism)来描述这种思潮。

唯理性主义比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更进一步,它认为经验和推理是信念的唯一基础,如果没有经验和推理的证明,一切信念都是不可接受的。哈耶克发现,这种唯理性主义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间尤其受欢迎,甚至连最为智慧的头脑也会在这件事情上犯错。比如爱因斯坦认为生产应该以用途为目标,根据产品由谁来使用来规划劳动,而忽略了所谓的用途是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是完全无法预测和度量的。

哈耶克对于唯理性主义的思想做了概括。唯理性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它们认为,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明和观察证明的事情,就没有理由去遵守。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也没有理由遵守。理性主义者无法理解创造了当代的主流道德传统的价值,也无法理解哈耶克定义中的扩展秩序。

在唯理性主义者看来,扩展秩序所描绘的社会运行法则无法用理性主义的方式证实,是不值得遵守的,因此需要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这就很自然地迈入社会主义道德的范畴。我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于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毫无印象,那种认为人的力量可以超越自然和物理规律的信念带来了大量的狂热和欺骗。

那些混合着偶像崇拜的狂热观点很难说是一种理性主义,但唯理性主义的本质在于对人类力量,在这里就是科学,的自负。科学为人类的思想世界投入了理想之光,将人类从迷信盛行的世界拯救出来,又以技术的大发展完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这样的成果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的伟大力量感到自负。文革期间的那些狂热只不过使我们窥见了这种自负走向极端的一种情况。

哈耶克批判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唯理性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和理性的局限,更没有认识到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出这种理性的局限。而在考虑具体问题时,比如扩展秩序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这种理性主义只是将他们所不理解的内容一股脑推翻,而没有去考虑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身。

《致命的自负》: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哈耶克不仅要讨论计划经济制度,还要讨论其背后的社会思潮,即所谓的对人类理性的致命自负。这种自负让人们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理解一切,并且创造一种比自然秩序更为有效的经济和分配制度。为了驳倒这种自负,哈耶克首先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人类社会的原始面貌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如何进化为当前制度的?

哈耶克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和卢梭相似而和霍布斯相反,他认为原始社会是一个集体社会,人类的祖先以小群体为规模群居生活,按照同一个目标劳动。这种早期生活造就了人类的利他天性和对于集体目标的热爱。人类的活动范围如何由几百人的小社会发展成后来的大社会的?

哈耶克没有讨论这种发展的过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他重点论证了现代社会秩序的特点而不是其进化的过程。当代社会的秩序(order),即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秩序,远远超出了人类一般理性的认知范围,没有人可以掌握社会运行的所有信息。每个人只追求掌握和自己有关的信息,但因为扩展秩序的存在,这些信息已经足够他们作出经济判断和行动。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这些信息是自然分布的,人往往只有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的时候才有动力寻找和收集这些分散的信息。每个人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行动,最终的结果却仍然是有利于整体的。

哈耶克认为,这种秩序是本能(Instinct)和理性(Reason)共同作用形成的。它不同于我们原始的本能,即利他和集体主义,因为它本质上是利己和个人主义的,至少它不强制我们利他或者服务于集体目标。扩展秩序,或者更通俗一点说市场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尊重契约,而不是与人们休戚与共。它也不是依靠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制度,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进化出来的制度。在文化进化的历程中,采用了这种制度的群体可以进行更有效的生产,从而胜过其他制度而得到生存和传播。

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思潮的背后是对人类理性的自负。这种理性主义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设计获得一种既符合道德,也比自然秩序更为有效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哈耶克批评这样理性主义,在哈耶克看来,这些理性主义者并不理解社会秩序形成的原因。

哈耶克在这一部分还论证了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差别,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哈耶克论证的落脚点仍然是对于文化进化的态度。在他看来,文化是依靠模仿传承的,而不是理性所带来的见识和思考能力,我们看到的理性乃是这种模仿的结果。社会主义者高估了这种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难免产生扩大这种理性的冲动。在哈耶克看来,社会进化是一个无固定方向的过程。本质上他与生物进化相同,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而社会主义者往往认为,社会的进化是有方向有终点的。

哈耶克对于社会原始状态的论证显得不够牢固,比如原始社会究竟是休戚与共的集体社会还是彼此敌对的战争社会,哈耶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依据。但我们并不需要对此深究,这种假设的作用和霍布斯假设的战争状态的作用相似,都是为了后续的结论所铺垫的思维基础。这种论证并不以人类学或者考古学的论证和考证为基础,他的有效推进只需要你对这种假设的认同。

《致命的自负》:商业的价值

《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晚年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书出版于1970年代,主旨是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初看到这本书的简介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一方面是这种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在今天已经显得过时,拥抱市场经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另一方面包括我的大多数人都能说出一两点计划经济的弊端:经济决策过程里面信息的不完全、不及时和不对称。我自然而然地想也许在上个世纪苏联尚未解体时候,才需要一整本书来批判计划经济,但我还是决定挑一两章读读看,很快我就发现我把这件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我挑出来读的是第六章。哈耶克在这一章主要批判社会主义者对于商业、贸易还有货币的错误观念。历史上许多社会贬低商业的价值和商人的地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手工和体力劳动才能创造物品和价值,商人将物品高买低卖是一种剥削他人的行为,更不是一种诚实值得赞美的劳动。这样对于商业的歧视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包括中国。这其中既包含了人们观念的愿意,也包含了政治上的需要和意志。这种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轻蔑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者中仍然存在。也因为不理解贸易和商业的过程,所以社会主义者妄想创造一种计划性的制度来解决所有的生产协调和分配问题。

哈耶克认为对于贸易的恐惧和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贸易和流通是否创造价值以及价值到底是不是物品的固有属性这两个问题的错误理解。我们通常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对于劳动之外的工作能否产生价值总有疑虑。在贸易的过程里是物品的转移而不是生产。哈耶克在本章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想要强调的是,商业和贸易的作用在于传递需求的信息,从而可以使人们调整生产。调节生产的作用就在于它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得以增加。传递需求信息最好的途径就是自由的价格机制。

社会主义者往往认为价值是物品的结果,是物品的固有属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生产过程的劳动赋予的,只要生产出来了就存在了价值。但实际上,物品的价值并不是结果。如果一件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没有人要,这件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物品的价值是因为存在对它的需求,而贸易和商业正是船体这种需求的机制。

这两个观念虽然很简单,但当我在书中读到它们的时候仍然感到一点震惊。我此前从未如此深入地思考过这些问题,这层领悟使我对于价格机制有了更深的理解:通过对错误观念的批判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正确观念。对市场经济观念的批判也并不是简单的论述一种常识就可以解决的。批判者必须将原来的观念层层剥开,还原和解释造成这些观念的原因,同时要能够有力的论证新的观念。了解了这个过程的艰辛我们才更能够欣赏哈耶克的智慧。

《Trade and Poverty》全球贸易扩大了世界的贫富差距?

全球贸易是否扩大了世界的贫富差距?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二战之后的亚洲也许是最好的例子,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二战之后都迅速走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发展起来。这些国家都受益于二战之后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那么答案不是很明显的吗?但1970年之前的世界并非如此。

1970年之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长率都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世界经济开会出现大融合(convergence)。但是在此之前,经合组织(OCED)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经历过一段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其主要表现就是这两类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Trade and Poverty》研究的是大分流与全球贸易之间的关系:全球贸易是否曾经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

为了寻找全球贸易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作者鉴别出了三种贸易可能影响收入的渠道:去工业化,加剧不平等,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全球贸易加深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分工。在1860 ~ 1970年的两百年间,这种分工体现在富裕国家日益转向机械和制造行业,而贫穷国家则日益专注于农业和资源商品的出口。专业化加深提升了贫穷国家的绝对经济收入,但是提升作用远小于对富裕国家的提升作用。因此可以说全球化的贸易分工加深了贫富国家之间收入增速的差距。

全球贸易加剧了资源充裕的贫穷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拥有土体和矿产资源的阶层从全球贸易中的获益远大于不拥有土体的阶层。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住建造成了政治不平等,强化了市场寻租行为(rent-seeking),使的这些贫穷国家更难从对资源和农产品出口的依赖中摆脱出来。

最后,对于资源和农产出口的依赖导致他们的收入波动更大,损害了经济增长。大宗商品抵抗波动的能力小于机械和制造行业,比如容易受到气候等的影响。贸易分工又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于出口资源和产品的依赖,降低了经济多元化,在价格波动中更容易受到影响。

这本书还从其他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比如研究发现,1870年后,原先存在一定工业化的贫穷国家的工业化进展停止了,这是贸易带来的对于落后行业的抑制作用。另外,这些贫穷国家虽然同样使用关税壁垒等保护手段,但并不是为了保护和促进工业化,而只是为了补偿在全球贸易中受损的人。

本书主要围绕对上面三种影响渠道的论证展开。

中国的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

本文是对这篇文章一些观点的提炼:http://econ.ruc.edu.cn/jypp/fzllgjnh/59248d19ac6f451f912591177d896435.htm

本文想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飞速增长有何关系?在人口结构出现变动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要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之前已经谈过。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增长率曾经达到4%,这样的增长加上不作任何限制和引导的人口政策带来了人口的集快速增长,人口从1949年的五亿增长到1982年的10亿。但城乡的二元结构将这些劳动力禁锢在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导致在改革开饭之前有大约2.5亿人处在贫困之下,大部分农村仍然处在马尔萨斯陷进当中。

改革开放实际上做的事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将人口从农业部门释放,逐渐进入到效率更高的工业部门,其标志是允许私人开办企业。开放则是跟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到世界分工当中,其标志是2000最终进入到WTO。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时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可达到10%,这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极大关系。

首先是人口结构。劳动人口大于老年人口,生产的多,消耗的少,社会负担较小。第二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工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随着教育的扩大,人均资本存量扩大的周期缩减速度加快,从而带来劳动技能和效率的快速改善。另外,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充足的机会使得能够高效配置资源的人得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也就是邓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体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

第三是巨大的人口存量带来的人力成本的优势。早期相当于无限量的人力供应,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参与世界分工之后得以以极低的劳动成本获得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机会,另一方面避免了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减效应。之前所说的教育和培训的扩大也进一步增加了人均资本存量,强化了综合生产率的优势。

而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速的变化,原先赖以生存的优势将慢慢不复存在。人力成本会逐步上升,近些年有很多制造业工厂开始迁往越南等地,只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具备全产业链的能力以及较高的综合化生产率这种迁移的趋势才没有很明显。但随着社会收入的上升,人力成本的增加,这些优势将逐渐降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另一方面,人口增速的下降,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要提升人均资本存量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多的投入。而增长机会的减少也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减小,社会资本的重新分配速度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速度变慢。中国原来依赖通过人口优势和大量投资作为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将会渐渐枯竭,未来将会越来越依靠另一个重要因素:技术的改进,当然还有原先的垄断领域。也就进入了索罗模型中所说的新古典主义增长阶段。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移民潮与收入的大合流

伴随着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19世纪末期大西洋国家出现了经济大合流。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在不断向同一水平靠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大合流?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从欧洲大陆向新大陆的移民潮。我们的假设是,移民从欧洲国家流出,降低了本地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和实际工资。同时,移民进入美洲国家之后则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供给,降低了劳动力价格和实际工资。问题是,如何证明这个假设呢?

首先考察移民流出国家,比如爱尔兰。19世纪末,因为人口数量的减少,爱尔兰的的人均收入增速超过了总体收入的增速。但其中移民对于劳动力减少和收入增加的影响有多少呢?我们需要研究加入不存在移民人均实际工资会如何变化。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移民是实际工资提高的主要动力。而为了证实合流确实在产生,我们可以将爱尔兰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美洲大陆的工人实际工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这个比例系数是随着爱尔兰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的。大合流是存在的。

但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除了人员资本也可以流动。如果爱尔兰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会不会有额外的资金流入来利用这些劳动力市场呢?我们可以采用类似的研究办法。分别假设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和资本是完全不流动的,考察两种情况下收入的增长。我们发现资本流动是反合流的,新的资本进入爱尔兰会降低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但仍然无法抵消移民潮流带来的影响。

其次我们还可以考察移民流入国家,比如美国。关于向美国移民的潮流需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些移民最终进入了什么行业?大量劳动力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会不会将当地的劳动从原来的行业挤出?这些新的移民是否降低了整体劳工工资?

19世纪末的美国移民中觉大部分是没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因为缺乏技能他们实际上首先进入对技能需求较低的行业。大实际上,真正高增长的行业往往需要的事技能熟练的工人。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和大量投资的涌入要求他们使用技能熟练的工人以增加资本的利用效率。大量的移民劳动无法进入这些领域造成了供需关系的错配,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

如何衡量移民劳工对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呢?可以研究不同行业的外国劳动力的比例。研究发现,移民劳工在快速发展的地区所占的人口比例往往在快速增加,在发展较慢的地区则随着人口增长减小:新移民进入的速度比不上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因此可以看到移民们主要是被经济机会吸引,进入快速增长的地区。历史上美国人口从东向西流动一部原因正是因为本地劳动力被这些移民劳动力挤出。

那么,移民劳工的增加是否降低了整体工资水平?首先看实际工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劳动力供给,实际收入就会降低0.4%。然后我们便可以研究在不存在外国劳动力的情况下,收入会如何变化。研究发现,实际收入会高出5%。因此可以认为移民劳工的融入降低了实际工资。

当然,大合流的实际历程要远远比上面描述的过程复杂。除了人口流动因素,还有许多许多因素促进经济的大合流,比如要素价格的逐渐合流,贸易扩张,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本的积累。比如19世纪美洲的资本积累速度要大于欧洲国家。于此同时,资本的流动是反大合流的。但把这些因素的影响量化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移民是收入大合流的最重要推动因素。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大分流

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引起了各个国家的注意,各国纷纷进口机械技术并派学生到英国留学。英国的机械并没有用多久就传遍了全世界各地,按照当时的传播速度,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全世界其他地区应该逐步实现了工业化,收入也会逐步上升。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这些地区在全球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来看,世界各地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历史学家称这个现象为大分流。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后期到现代仍然一直存在?甚至为什么会不断扩大?

工业革命带来了两个最主要的变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货物运输成本的降低。在中世界的欧洲,信息的传播速度大约在1英里每小时,随着电报等现代通讯工具的发明,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货物运输的成本是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而进步的,早期的蒸汽船成本较高只能用于匀速附加值较高的货物,随着螺旋推进器、铁船体、蒸汽军机和密封舱的发明,蒸汽船的体积、速度、耗煤量等都大幅下降。这两项变化促进了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但是从1800年开始世界上很多地区人均收入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在下降,这些地区在全世界生产和收入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

人均收入的差异可以近似分为三个部分:平均资本收入差异,平均土地收入差异和效率差异。我们通过之前的讨论已经知道,效率的差异是人均收入差异的最终解释。为什么效率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呢?如果仅仅观察每个物质资本的产出,我们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生产率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机器得到了有效利用。但是按照每个工人的产出来看,贫穷国家的人均产出要低得多。

贫穷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较为便宜,其他的资源成本例如能源价格,机械的购买成本等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差不大。另外,在贫穷国家往往没有对工人工作时间设置保护性限制,更长的工作时间将更加降低制造成本因为可以减少及其的闲置时间。设想中这些国家应该可以轻易通过巨大的人力成本优势占据很多生产制造行业。但是实际情况却于此不同,经过人工工资全世界最贵,美国的大部分消费品仍然依靠自主制造。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贫穷国家的工人质量较低,比如每个工人可以照管的范围更小,需要更多的主管来进行管理。过多的工人实际上降低了人均产出,最终也拉低了人均收入。贫穷国家出现超额雇佣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较便宜,在质量较低的情况下雇主倾向于雇佣更多人来使机械和其他资本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

贫穷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很大程度上和该地区的社会习俗有关,比如很多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旷工现象,工人在领到薪水或者节假日期间旷工。另外,随着现代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对于生产线的容错性越来越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可能导致生产错误率较高,也进一步抵消了其较低的成本,这也导致很多地区虽然存在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总体回报上看仍然不具有竞争力。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

受到马克思主义宣言的影响,我们容易认为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悲惨的工人阶级。他们生活在上层少数统治者的剥削之下,生活十分艰苦。实际情况与这种想法却大为不同。自工业革命以来,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远大于其他资本所得,如土地和资本利率。

我们可以将实际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部分,即资本所得、劳动力所得和土地所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观点,由于社会人口不断上升,人均的资本存量会下降,土地供应总量固定,因此土地的利率会不断上升,实际工资则会在波折中保持均衡。但工业革命中我们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实际工资的增长。

首先是高技能所有者和低技能所有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其则在不断缩小。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熟练工人的工资奖励要远高于非熟练工人。这是因为前工业社会,资金的利率较高。而培养熟练工人需要长期金钱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极高,为了获得收益的平衡,熟练工人必须收取更高的工资。或者说当只有熟练工人的工资回报足够高的时候,这样的投资才有意义。

其次,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男女工资差异可以达到三倍以上,虽然现代社会差距仍然存在,但已经远远缩小。这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能源和机械生产,许多原本需要依靠体力的劳动被机械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灵活性,这是女性的专长,因此女性在总体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便可以升高。

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后果是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在降低。在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和资本所得在整体所得中占有比重较大,而土地和资本都是较为稀缺的物品。工业革命之后,土地和资本的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例降低,而劳动力的收入则升高,这便进一步带来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因此总体收入差距反而降低了下来。而随着收入差距的降低,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包括期望寿命存活子女数量,以及识字率等都大大降低。

为什么土地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呢?根据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土地应该是稀缺的资源供应量十分有限,因此随人口增长土地,稀缺程度应该越来越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个原因是,许多对土地消耗相当大的产品的对收入的弹性较低。比如现代人所需要的卡路里数量少于工业革命以前。因为现在人更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对粮食本身的需求降低。第二个原因是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大提高,尤其是许多节约土地技术的推进,使得对土地的需求大量减少。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化石燃料的发现,原来依赖农业听过能源需求也大大减少。

工业革命造就了大规模的机械生产,为什么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也大幅提高?因为许多技能暂时是机器无法取代或取代成本太高。比如在麦当劳的松服务员。另一个暂时无法取代的技能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销售等工作仍然大量依靠人力。

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人文地理的转变。随工业革命以来,总体生育率在不断降低,关于这一现象有许多假设,第一种假说是,因为人们收入的降低,养育后代的成本变高。因为养育子女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趋势是我们使用越来越多的机械来代替本来需要大量投入时间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等。然而养育后代这一职责所需要的时间并未能显著减少,因此仍然成本高昂。另一种假设是,其实出生率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死亡率较高,为了补偿死亡率而多生育子女。近代死亡率得到大大控制,生育就回归到人们的期望水平附近。除此之外工业革命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她们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得到不断提高。生育和养育子女对妇女的影响更大,因此生育率越来越接近女性的期望。

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没有获得更多的收入呢?这主要是因为竞争的原因,资本所有者获得较高利润的方法就是使用垄断或者设立行业壁垒,但在行业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利润只能达到较低水平。以美国的铁路运输为例,铁路货运在一段时间内占据垄断性的高利润,但竞争的引入这种利润率在逐渐降低。

工业革命最大的一个变化,也许是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升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讲述历史上出现的大分流现象。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现代经济增长

  • 人均收入增长

用工业革命来命名发源于18世纪英格兰的生产力革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它容易使我们认为所有效率的提升都发生在工业领域,比如煤矿、钢铁以及棉花等工业。实际上在农业等其它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效率变革。比如,到1861年英国工业人口比例降至21%,而在几乎所有前工业社会,农业人口比例都在70~%80%左右。

工业革命是马尔萨斯社会的终结。从1780年到1860年,英格兰人口已经增长了三倍,但其实际收入却仍能保持增长,最终体现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上。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社会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马尔萨斯社会,贫富差距约在3~4倍之间,现代社会之间贫富差距,可以轻易达到40倍以上。

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人均收入的变化。即使当代的普通人也已经过上了古罗马时期富人们的生活。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却下降了。人们适用摄入更少的热量,但对食物品种的需求却增加了,人们使用更加昂贵的蛋白质来源,比如从面包转向了刺身。

工业革命带来最显著的社会人口的变化。农业人口大量减少,现在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1%。而在马尔萨斯这回同样的比例可以轻易达到50~%80%。大部分劳动力都流向了生产力更高、收入更高的工业行业。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改变了人口在地上的分布,从前农村是大片人口聚集的区域,现在人们更多的聚集到城市当中生活。因为这里提供更加丰富的市场和福利。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人均收入为何会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 增长理论

为了解释人均收入增长,我们使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人均劳动产出增长。它由三个部分构成:劳动力,物质资本包括土地,以及效率的增长。其中物质资本需要乘以投资回报系数,土地资本也需要乘以土地资本的回报系数,我们这几项因素进行逐一研究。

首先是土地资本,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人均土地保有量大为减少,土地收租赁收入也从工业革命时期的高水平减低到当代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总体来说,由土地收入土地价值带来的增长,在总体贡献中可以忽略不计。

在剩下两项中,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约在1/4,而效率增长对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约在3/4。这项研究的问题在于,效率的增长很难直接测量。多数时候我们将这一项视为出去物质资本增长时候增长率的剩余。如果细看效率所带来的增长,其中又包含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及教育的投入。但即使再减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增长之后,效率增长仍然贡献了整体增长中的72%。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效率的增长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资本,只是总体资本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直接的知识资本是在现代专利保护体系之下,专利体系保护之下才存在的。但技术所带来的技术和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增长有其外部性,有很多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直接归于专利体系保护之下,却仍然贡献于整体社会,这些外部效益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对于直接知识拥有者所带来的贡献,比如创新所生产的成本更低的产品最终会造福于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经济增长中的两大主要因素,第一是物理和人力资本,所贡献了30~%50%的增长,另一部分是由效率提升及创新所带来的增长,但这二者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吗?假如这二者之间完全独立,我们就会在历史上发现这样的现象:资本快速增长,但效率并未得到提升,或者效率极大提升,但资本却没有快速增长。

实际上这二者之间联系紧密。假如你是私人企业所有者,你的实际成本是实际利率,而你的生产最后获得的资本所得必须大于实际利率。如果创新会带来更大的效率,则你的实际资本投入会高于利率,即有额外的动力在进行额外的资本投入,而额外的资本投入,因为边际递减效应最终会回到真实利率附近。因此资本的投入主要是来自于效率的增长。因此创新不仅能解释效率的增长,而且也是所有增长本质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