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智力》书评

大众传播路径

情商这个概念的流行大概是大众传播规律最好的例证: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学术界,经过科普作品介绍之后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然后不断被塞进新的内容并以地摊文学的方式被介绍给更多人,经过这样的演变,这个概念在几天话语中的含义已经与它原本的含义相去甚远。要理解情商是如何在中文世界流行开来的,我们首先要理解中文畅销书的常见套路。

设想你要策划一本中文畅销书,最有效的策略是什么?就主题而言,这本书最好是关于中国人最关注的成功话题的,你的书应该专注于帮助他们获得成功和幸福。为了便于传播,你还需要借用或者创造一个核心概念来解释来解释你的理论。这个核心概念不能太过简单,否则人们无法获得智力上的快感,但又不能太复杂,否则大多数人便无法理解。这个概念还需要有一定的新意,否则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比如努力奋斗之类的说法实在太老生常谈。为了使这个概念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你必须故意拓宽它的边界,模糊它的定义,这样当人们便能毫无阻碍触类旁通地将它用在各种各样的情景。

使用这样传播策略最成功的例子包括:一万小时理论,黑厚学,还有情商。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理论的说服力,你必须使用人们熟悉的现象进行论证。比如天才如同贝多芬在成名之前也要经过十万小时的训练:这样对大众熟知的人物进行意想不到的解读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接下来你需要让人们看到希望:我也可以掌握这些技能并获得成功和幸福。比如告诉他们,领导力可以复制,比如暗示他们,经过努力训练你也可以获得高超的能力。有了这些要素,你的书基本已经具有成为畅销书的所有基因。

情商这个概念正是依靠不计其数这样的地摊畅销书进入大众视野。但回到起点,情商在大众中的流行正是始于这本《Emotional Intelligence: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这本书最初被翻译作:《EQ:情绪智商》。这样的译法明显有别于作者的原意。而后无数地摊文学作者们看到了这个概念的潜力,于是对它进行重新包装,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核心卖点就是:成功只有20%靠智商,80%依靠的事情商,掌握了情商就掌握了通往成功的钥匙。

成功的因素居然是一个人人皆可掌握的情商能力当然是个绝好的卖点,因为它准确的切中了我们的许多心理。一方面,我们并不认为智力或者学业成就会直接带来经济成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们见过了太多教育程度不高但是经济成就瞩目的人。第二,智力以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清楚,试图去阐释这背后多变量多因素的模型恐怕是在不能为大多数人理解和喜欢的,至少不如告诉人们这背后的秘诀叫做情商来的爽快。第三,我们或多或少对教育体制抱有看法,我们并不认为考试的结果可以定义我们的才能,我们还是需要在学业的失败之外寻找一条可以证明自我价值的道路,情商这个不可量化不可捉摸的标准就成了天选之子。有了这些做基础,情商这个概念就插上翅膀飞入了千家万户。

本书的价值

作为一本科普类通俗读物,戈尔曼的这本书存在大量论证不严密的问题。比如把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说成是个人情商的问题:杀人放火等社会问题也被当做个人的情商问题。再比如,作者往往为了突出情绪智力的重要性,在举例的时候往往忽略其他可能重要的因素,比如认为高水平运动员在训练量相当的情况下决定胜负的是情绪智力,这显然忽略了天赋,教练等等其他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作者还喜欢进行类比,比如将将登峰造极的专业领域心流涌动的状态与做爱相比,实在是不够严谨的。

在本书出版十年之际,戈尔曼写了新的序言。在新版序中,戈尔曼为若干年以来情绪智力在大众中的普及而感到欣慰,但他也追到这个概念已经被滥用,于是努力做了一次澄清。戈尔曼首先澄清是情商并不是那带来成功的另外80%的因素。戈尔曼的原意是:智商只是决定成功20%的因素,另外80%是其他的因素。他澄清说自己当并没有说这另外80%的因素就是情商,但却被以讹传讹说成了情商。其实就算是20% 也是一个随意猜测的数字而不是测量结果。第二个被澄清的领域是情绪智力的应用。情绪智力被当做了万灵药,但其实情绪智力有其主要的应用领域,比如在领导力和人际关系等领域。比如在学业成就上智商仍然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在职业领导力的发展上,智商因素居于次要地往往是因为大部分在该岗位的人已经达到了智力需求,是情绪智力上的差异带来了最终领导能力的差异。

抛开情商这个概念在大众传播当中被误读的部分,《情绪智力》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仍然要回到他的科普作用。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框架让我们认识和思考情绪智力这个现象,比如关于情绪智力的五大要素。而从大众的误解中还原出这本书本来面目的过程又使得我们得以进一步理解情商的概念。要了解一个概念究竟说的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知道它说的不是什么。而厘清问题的定义和概念的边界也许是最有效的办法。所以以后当我们说一个人情商低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到底在说什么?是说他说话无聊还是说他无意中得罪了别人而不自知?对问题本身的阐述十分有助于思考问题。

社会智力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必修首先能够定义这个问题。萨洛维和约翰·梅耶的五要素仍然不能直接命中情绪智力的核心:我们该如何提高情商?但是书中提到的桑代克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的理论却给了我巨大的启发。如何提高情绪只能?如何提高影响力?如何提高沟通能力?拿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感到一筹莫展,因为他们过于抽象。当我们说想要提高情绪智力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想要提高什么能力?管理情绪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还是感知他人情绪的能力?及时我们能说出自己想要提高的领域也仍然离可执行相距万里。

桑代克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框架:讨论这些能力背后的智能(intelligence)部分并无帮助,我们需要了解的事具体的社会设定(social setting)。当我们说要提高情绪智能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们想要提高的事何种情景之下的情绪只能?是关于如何给一个不太友好的同事提出建设性的反馈,还是在和自己的老板讨论升职问题的时候?越是有这样具体的社会情境我们越是能够获得具体的执行策略。比如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快明白,我们的目标是,既保证我们的反馈得到有效的传达,又不会伤害到对方的感情,或者制造紧张。同样的策略还可以用在沟通技能、领导能力等其他软技能当中:我们是想要提高跟亲密伴侣发生争吵时的沟通技能,是想提高领导一个产品团队在和相关的产品团队合作时候的领导能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找出为了达成目标最长需要应对的场景,然后有序地寻找和探索最佳的工作模式。

社会智力提供了一个更为实用的框架。情绪智力的理论仍然在强调个体的元智能,这容易给我们这样的错误影响:我们能力的提高应该着眼于根本的智力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所有的问题当中,所谓的元问题最难以解决。而社会智力则强调了两方面的:社会设定和个体智力。这个概念使我们很容看出,情绪智力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情绪智力的提升必须放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这样一个抽象的大问题就被自然而然得拆解成了若干具体的小问题。戈尔曼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新书《情商务实》当中也借用了这样的框架。他提出了情绪竞争力的概念:将情绪智力运用到职场等具体的能力。与社会智力的理论异曲同工。

情商和同理心

同理心是情绪智力里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一般认为是同理心是情绪智力的基础。它基于这样的假设:通过努力想象自己在对方的处境之中的感受,人可以理解他人的情绪。但这样的同理心存在一个本质上的缺陷:代入式的同理心完全基于个体的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经验完全不同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同理之心。因此有不少人提出同理心的真正本质应该努力设想他人的处境,而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回想自己的感受。然而这样的同理心有时候让人费解。将哲学上人是否能理解他人的感受的讨论放在一边,倘若我们无法调动起相思的感受,我们如何能真的获得对他人感受的共鸣?

Reference

《情绪智力》简介

本文主要介绍Daniel Goeman1 的《Emotional Intelligence》2 的主要内容。Danie Goeman 是一名作家和科学记者,主要给纽约时报供稿,专注的领域是脑科学和行为科学,因为推动行为科学的在公众中的普及入选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会士。Daniel的背景决定了这本书更接近一本科普类书籍,作者在书中专注于总结和传播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概念,在论证手法上更接近与通俗读物。

Daniel在这本书中主要讨论了为什么情绪智力与IQ一样,对于学业、职业、社交和个人生活的成功直观重要。Daniel认为情绪智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培养加以提高的。Daniel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情绪的功能

为什么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会出现情绪。我们似乎一直把情绪当做先天存在的体验自然地接受下来,但很少思考情绪产生的源头。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情绪一般都存在目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类似的情绪在动物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情绪的主要作用在于指导我们迎接困难或者重任的挑战。在本质上它们是行动的驱动力。比如信任感让我们建立社会关系,恐惧使我们避开危险,快乐使我们重复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悲伤降低我们活动的能量,把哀伤而脆弱的原始人类留在家的附近。

情绪产生的神经和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我们的大脑是逐步发育完成的。负责机械反应的脑干最先出现,情绪中枢最终发育并环绕脑干,这部分也被称为边缘系统,学习和记忆等功能是在边缘神经系统的基础上发育而来的,这部分最终分化为新皮层,新皮层具有制定策略,作出长远规划和其他谋略的功能。新皮层也使得我们的思考伴随着某些按绝,而且使我们队观点、艺术、符合和图像等产生感觉。新皮层因此成为情绪活动的中心,但是在紧急情况之下,新皮层需要服从于边缘系统。

在情绪产生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杏仁核。杏仁核位于边缘神经系统,负责情绪的记忆,于此相对,海马体负责事实记忆。考察一个功能最有效的方式是观察缺少这个功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绪的缺失对人类的影响在众多的脑部受损病患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也是智力研究的标准之一,需要能观察到脑补受损对于对应智力的影响。比如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对人权完全失去兴趣,因为他已经无法认出原本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对所有感觉也失去了识别能力。

情绪是如何转化为行动的呢?这仍然要从杏仁核的功能说起。杏仁核承担报警的任务,它对每个处境和认知进行判断,并作出反应,向大脑的各个部位发出信号,向脑干发出指令。身体分泌出荷尔蒙,驱动神经中枢,激活心血管系统、肌肉和内脏器官。于是身体各部位作出反应。

为什么我们常常感到情绪先理智一步控制我们的行动呢?这主要是因为传播路径的差异和强度的不同。勒杜克斯,也就是发现杏仁核关键作用的学者,研究发现感觉的神经信号可以绕过新家皮层。从眼睛或者耳朵进入到丘脑的信号可以通过快速通道直接传导到杏仁核,但是这条快速通只能传递少量信息,大部分信息需要通过新皮层的处理之后传到进入的杏仁核以进行综合判断。我们依赖这样的快速传递来躲避危险,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情绪的强烈体验控制我们之后,理性才姗姗来迟的原因。

情商的本质

学术界对于情绪智力有许多理论描述。比如Howard Gardner3 提出了多元智能(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4 的概念,认为除了语言和数学逻辑这两种标准智力之外,空间智能,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内省智能都是智能的表现形式。人际智能主要是指理解他人的能力:什么因素可以激发他们,他们如何工作,如何与他们进行合作。人际智能的核心包括“准确识别并回应他人的情绪、气质、动机和欲望的能力”,而内省智能包括“正确便是自身感受,并为此引导行为的能力”。

萨洛维和约翰·梅耶则进一步把情绪智力扩展为五个主要的领域:

  • 了解自身情绪:即感受发生的时候能够识别到感受的发生,是情绪智力的基石。
  • 管理情绪:恰当地处理情绪是一种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能力。
  • 自我激励:为实现目标进行情绪控制,是集中精神、自我激励和控制以及创造力的关键。
  • 识别他人的情绪:同理心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
  • 处理人际关系:社交竞争力可以提高个体受欢迎的程度、领导力和人际交往的有效性。

了解自身情绪是情绪智力的基石。心理学家们用“元认知”和“元情绪”的概念分别说明思考过程的觉知和对自身情绪的觉知。我们可以用自我意识来描述这个过程。自我意识包含了对内在心理状态持续的关注。这种关注需要调集语言区域进行相应的协调,识别并准确地陈述唤起的情绪。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能同时意识到自身的情绪以及自身对于该情绪的想法,以客观的视角观察自己正在经历着的情绪。我们往往在情绪的顶点过去之后的时刻理智即将要获得控制的时候有这样的体验。情绪的作用在于,它使我们对于不同的选择产生不同的偏好。过于强烈的情绪会会破坏我们的理性,但是缺少情绪产生的偏好作用也同样会阻碍我们的行动。

每种情绪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如何正确地处理各种情绪呢?高涨、低落和平静的情绪增添我们人生的乐趣,我们情绪管理的目标并不是压抑这些情绪,而是找到正确的平衡。有三种情绪会长时间占据我们的头脑:愤怒、忧虑和抑郁。发泄愤怒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连续的愤怒会引发兴奋性的反应,慢慢才会消散。更有效的方法是控制和质疑出发愤怒的想法,获得缓和性的信息。在生气的时候分散主义,等待肾上腺素逐渐消散,生理水平恢复平静同样有效。而为了排除忧虑,我们可以在忧虑情绪刚出现的时候就把他控制住,最理想的时机是在关于灾难的想象被触发的同时。然后想办法采取批判的立场:可怕的事情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吗?在抑郁的状况下,转移注意力比沉湎在忧伤当中更有帮助。

情绪智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能够识别他人的情绪。我们一般认为这样的能力是建立在人的同理心的基础山的。同理心的基础是自我意识,我们队自身的情绪月开放,就越善于理解情绪。作者认为同理心的建立在我们婴幼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我们与父母互动的时候,父母能否与我们产生协调的反应对我们同理心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的学者认为道德部分起源于同理心,因为我们对潜在的受害者感同身受,原因分担他们的痛苦,才会愿意行动起来帮助他们。一个缺乏同理心的人无法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根据研究现实,只有身体反应同步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同理心。也就是说,同理心要求个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感受力,以便情绪中心接受和模仿他人的情绪信号。只有当我们自身情绪稳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和理解他人的处境。这一点对于人际沟通中至关重要,我们发现能够保持冷静头脑,能够在困难的时刻仍然能够考虑双方的处境的人比较能够高效地沟通。

除了情绪管理,情绪智力在社交中的作用更为显著。比如我们如何在社交之中展示我们的情绪会影响到他人,我们用“受欢迎”和“有魅力”来形容我们喜欢与之相处的人,因为他们的情绪技巧使我们感到舒服。能够帮助他人舒缓情绪的人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情商很高主要是说这个人的情绪技巧非常高超。

Thomas Hatch 认为人际只能由四种能力组成:

  • 组织团队:发动并协调团队努力展开动作
  • 协商解决办法:调停,防止冲突发生或解决冲突的能力
  • 人际联系:同理心,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
  • 社会分析:能够体察和领悟他人的感受、供给和关切的能力。

于此同时,我们需要能够平衡人际能力与自身需求的满足,以牺牲个体真是的满足感为代价并不可取。社交场上的变色龙愿意让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觉得他们很友好。他们运用社交能力,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的要求塑造自身的行为,因此可以再不同的人面前表现出不同的样子。而另一种人运用社交润滑剂更多的是为了终于自己的真是感受,这两者的区别在于能够自我检测并保持真我。

情商的运用和发展

情绪智力的其他运用场合主要包括亲密关系和领导能力。亲密关系中的情绪智力主要是沟通和冲突处理的技巧。管理和领导能力则需要我们高效处理各种人际场景,比如如何给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以及如何接受批评。在后续的章节当中,作者主要强调了人的性格和情绪智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脑在其一生当中都保持这极大的可塑性,虽然改变程度远远不如儿童时期那样显著,作者还讨论了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培养儿童情绪智力的方法。

Reference:

  1. Daniel Goleman
  2. 情绪智力:为什么可以比智力重要?
  3. Howard Gardner
  4.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影响力》大众心理学研究

自1986年出版以来,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影响力》在全世界已经累计发行超过三百万册。如果考虑到中国地摊上的海量盗版,这本书的实际销量会更加可观。一本心理自助类书籍得到这样长盛不衰的关注,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人们对影响力的话题如此感兴趣?我想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我们渴望获得对生活的控制感。

影响力匮乏

影响力匮乏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从说服上司支持我们的升职计划,到说服朋友去吃川菜而不是粤菜,我们在几乎所有场合都需要影响他人的能力。如果事情向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我们会感到高兴和满足,否则我们会感到沮丧和挫折。我们有多少次使用各种方法试图影响他人,就会有多少次感到自己影响力的不足。归根结底,影响力是权力的一种体现,是使他人按照我们意愿行动的能力。我们努力扩大影响力,是因为我们对工作和生活常常感到影响力不足,控制感不够。但遗憾的是,《影响力》对我们如何提升影响能力的指导性恐怕非常有限。

《影响力》最有开创性的工作也许是总结出了影响力运行的六个主要原则:互惠原则、一致原则、社会认同原则、喜爱原则、权威原则和短缺原则。作者对每个原则都作了讨论,既包括对得出这些原则的心理学实验的介绍,也包括对这些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呈现。随着全书的推进,作者所挑选的的例子也逐渐从强调单一因素过渡为强调多个因素,在不断复习之前原则的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生活中的场景。

《影响力》在两个层面上对我们有所助益。第一是打破我们关于理性决策的幻觉,我们的日常决策尤其是消费决策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第二是帮助我们认识到影响力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不要过于强调任何因素。自助类的书籍总是在暗示我们:面前这本书里藏着解决你生活困境的万能钥匙。然而《影响力》在指导我们如何提升影响力上着墨甚少,它的落脚点大多在提醒我们增强对影响力原则的意识。

理性决策的幻觉

如同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我们在评估自己决策的理性程度时常常高估自己。我们认为自己决策的时候总是充满理性的,或者至少多数时候是理性的。我们很难相信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步入许多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陷进:当我们在经销商选购新车的时候,当我们在超市决定要买哪一款牙膏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相信有许多看不见,也并不经常被我们感知到的因素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决策。

西奥迪尼在书中大量引用了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作者用这些研究不断提醒读者,我们日常决策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倾向。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多数时候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放弃复杂、耗时、全局性的决策方式,而采取更加自动、更加原始和更加单一的反应方式。我们的心理倾向正是在这样反复的训练当中固定下来的。

多因素的思维方式

对于影响力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说服他人的技巧。因为多数时候影响力是通过语言呈现的,我们常常会过于强调沟通技巧对于影响和说服能力的重要性,而忽略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比如培养同事的好感度。如同作者在书中所揭示的,影响力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过程,沟通技巧只是使影响力以合适的方式陈现出来。一个只拥有良好表达能力但是为我们所讨厌的人是很难有效影响我们的。而具体到不同的场景之中,每个因素所占到的比重都不相同。从强调单一因素的思考模式转变为强调多因素的思考模式是认知进步的重要一步。

书中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关于影响力的道德边界。作者反复强调影响力的运用应该遵循道德原则,但我们也要提高辨识恶意影响的能力。这个问题和权力的运用一样值得思考:以何种方式运用影响力才称得上道德?或者如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所呈现的观点:道德从来都不应该是权力的运行基础。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

内容简介

互惠原则是人类合作的基础。我们总想对恩惠给与同样的回报,无论是出于负债感还是出于感激之心。电影《教父》开篇,教父帮助棺材店老板解决了纠纷,但一直要等到大儿子被对手乱枪打死,教父才找到棺材店老板要求对方为儿子整理遗容作为回报。互惠这个原则在人类社会当中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我们在潜意识里将对朋友的帮助视作对关系的一种投资,我们期待在需要的时候朋友也会给与我们相同的帮助。在职场上我们将对他人的帮助视作一种资产,我们需要时时为这样关系注入新的资金,才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顺利获得支持。可以说,互惠是关系的本质,如果一段关系不能产生互惠,那么这段关系将会很难维持下去。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谈判中的让步也是互惠原则的一种体现。人们并未付出实质性的代价,仅仅是谈判中的让步就会让人感到受到了恩惠。书中提到了许多互惠原则的应用,比如很多公司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但是当我们咨询完毕之后,很可能就会觉得有义务选择这家公司的服务而不是不进行比价。

承诺原则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想要努力保持言行一致的道德压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我们渴望简化判断过程、依循旧例的思维倾向。我们一直被教育要履行承诺,所以一旦我们作出了承诺,要求维持言行一致的自我便会跳出来推动我们履行承诺。作出决定之后的我们甚至会主动寻找出更多的理由来进一步增强我们决定的合理性。比如我们对于挑选出的家具会更加喜爱。这样的一致性原理背后其实是深层次的对于思考和选择的痛苦的回避,一旦做出决定我们便会认定这个决定,将它放诸脑后,因为我们知道重新审视判断不仅带来精神上的紧张,更可能带来后悔的痛苦。

社会认同原则是从众效应的一种延伸。身处人群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有必要跟人群保持一致,这不光是因为跟群体一致让我们有被接纳的感觉,还因为特立独行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比如及时知道情景喜剧中加入的是录制笑声,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笑。比如欣赏歌剧的时候,如果不跟着鼓掌我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苛刻。

从众效应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模式之一,它很有可能来来自于一种防御性的本能,也就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依靠群体的行动行动,因为进一步确认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很多群体动物有瞭望员的角色,当它们发现危险的时候就会警告群体,虽然并不是每个成员都直接看到了危险,但它们更多的选择先相信群体的动向。

喜好原理是说我们更愿意答应自己喜欢的人的要求。在之前关于亲密关系的文章中,我曾列举过喜欢的若干原理,比如我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喜欢外表有吸引力,喜欢喜欢我们的,比如对方给我们很多称赞。我们在与新认识的朋友建立管理时总是努力从家乡、学校、居住过的城市甚至兴趣爱好寻找共同点,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相似性更能带来好感。正因如此,拥有魅力的人在人群中总是具有更他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经常选出外表出众的政治人物。

权威原则是与权力直接相关的原则:权威就是权力。人类天然愿意听从专家和权威。我们依赖知识权威给我们提供宝贵而高效的路径,帮助我们制定出色的决策。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我们自然的崇拜组织中的权威,组织当中更高职位的人的话语自带着额外的分量。我们在文化当中创造出来各种各样关于权威的符号用以表明自身的身份、品味和阶级与他人不同。比如豪车、高级西装或者定制礼服,精美的首饰还有奢侈品等等。在知识越来越纷繁负责,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我们原来越需要依靠权威帮我们进行甄别。也正因如此, 我们在商业广告当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形象和元素。

短缺原理是说:东西越少,要的人越多。我们经常见到商家强调某件商品库存有限或者限期打折。商家们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商品是稀缺的,我们需要抓紧机会购买。短缺原理在之前关于亲密关系的文章中也有讨论:比如家人的阻挠让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想要跟对方在一起。如果某件东西不仅稀缺,而且我们必须通过竞争才可能得到它的时候,我们得到它的愿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比如房产经纪会无意中透露所看到这套房有很多人想要买,这套房产立刻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国经济改革的缩影

《跨越边界的社区》是作者项飚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的调查报告。这本书阅读起来常常有细节过多概总结过少的感觉。这本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顺序,按照松散的主题组织的。除了在序言和最后的章节对主题进行提炼,作者基本上是在对他长达六年的观察进行直接描述而鲜少,你甚至可以在书中看到大段大段直接的人物对话。

在第二版修订期间,项飚曾经大量删去文中的细节。因为他感到当年写作这本书时因为缺少明确的理论框架才不得已在书中填充大量细节。但在第三版中,作者又恢复了这些细节。也许时间使他的想法发生可变化,因为认为这些细节是对浙江村这段历史的珍贵记录,不必因为理论的缺乏而忽略他们的历史价值。

所谓浙江村,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商人(以温州人为主)自发在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形成的聚居区。浙江村地处城乡结合部,鼎盛期时外来人口多达十万人。浙江村人在此租房而居,以服装生产和零售为主。浙江村崛起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处,又地处城市管理的边缘,浙江村人因此得以利用政策空白和空隙推进他们的服装生意,但也因为缺乏治理而存在脏乱差和社会治安混乱的问题,这也为后来的多次大清理埋下了伏笔。

项飚在这本书中描述了浙江村从发展到繁荣最后衰退的历史。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市场从被国有正规经济垄断到向非正规经济开放,资源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向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转移。浙江村的崛起也是中国非正式经济组织繁荣的典型代表。从原材料交易、市场拓展、生产组织、工人培训、资金筹措到处理政府关系,浙江村人都是依靠非正式的方式和渠道来运作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现代化和资本集中化,浙江村原本平铺的生产结构被垂直整合,产业集中的同时门槛也不断变高。而随着2018年通过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计划,浙江村所在的大红门服装市场因为属于低附加值产业,被列入整体清理的名单之中。浙江村在北京的历史也将逐渐落幕。

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近四十年经济改革的缩影。浙江村是作为一个非正式经济崛起的:所谓的非正规经济是相对于正规经济而言的。在浙江村起步之时,中国经济只有国营的正规经济,私营部门甚至尚未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无论是商业环境还是监管体系都尚未形成,政府和民间都处于探索之中。正是在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里,浙江村人得以有效利用各种政策的空白和监管的薄弱蓬勃的发展起来。

浙江村经济的非正规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常常赞扬温州人有“企业家精神”,其实浙江村的服装生产更多的是依靠宗族和同乡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家庭作坊。其中发展较好的群体则建造大院来聚拢自己的亲友,这些人逐渐成长为浙江村里的“大人物”。他们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广大的亲友圈和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成为浙江村实际上的领导者。他们既作为小商贩的保护者,也作为冲突的协调者和纠纷的裁决者。更典型的非正规渠道还体现在金融方面。比如早期浙江村人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周转主要依靠亲友集资来解决。

这种依靠亲友、同乡形成的社区是常见的中国和华人社会组织形式。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当中提到过早期唐人街也是依靠此类形式组织发展而来,比如依靠“堂会”的形式进行民间融资,依靠各“堂”的主要领导来主持社区内的正义。本质来说,他们依然是传统的熟人社会。

浙江村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商业环境成熟的结果,但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总是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首先是对浙江村的驱逐和排挤。政府在早期将浙江村视为治安问题的根源而使用暴力驱赶,到后来则变成了使用行政手段设立门槛将他们排除在外,比如设立医疗和就学的各种门槛。其次是通过土地政策逐渐提高商业门槛。因为浙江村的贸易活动,大红门的土地得以增值,政府也因此获得大量的税收。但政府反过来用这些税收进行征地和投资,将土地加价转租给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浙江人反而被排除在外。

可以说,浙江村经济的正规化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强力政策的结果。民间团体相对于政府力量过于薄弱,浙江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自身的策略以迎合政府。甚至新一代的大人物也改变了自身策略:以赢得政府认可为主要目标而不是获得社区支持为主要目标,以获得政府认可而获得权威而不是通过在社区中的影响力获得权威。

项飚认为,浙江村在正规化的过程里出现了普遍的分割攫取的模式。所谓的分割攫取就是强势组织通过对于弱势组织的组织优势而攫取剩余价值。政府通过推高土地成本挤走浙江村的个体户,通过户口政策排除农民工获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手段,甚至更早年代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农产品等方式转移农业利润的做法都可算是分割攫取的典型政策。

浙江村人是在体制的空间之中寻找机会,勇于进取的代表。他们并不必然是人群中的精英,有时候甚至是在老家走投无路才会选择出走,但他们一定是勇于突破的代表。他们善于在体制的缝隙之中寻找机会,经过奋斗,他们在经济上甚至比当地人更为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体制行事,他们对于社会图示的想象更接近于事实,也不会为体制本身所束缚。这种灵活的精神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美国种族简史》The Story of US

移民美国的热潮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从未中断过,但在今天,移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与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大为不同。他们很少是因为在祖国受到宗教迫害或经济奴役来到美国,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交通运输的便捷,移民们来到美国的过程不再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而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前代移民们建立的同乡网络,移民在异乡生活的起点远高于从前。另一方面,种族歧视的退潮意味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从各方面来说,移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

然而现实是根植于历史当中的,这一点在移民历史上尤其明显。美国各个种族的现状不仅是他们在各自祖国历史的延续,也是他们在美国移民历史的延续。如果不了解移民们的历史就无法准确把握他们的现状,更不要说找出现象背后的关联以期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指导。另一方面,移民和种族也许是偏见最为深厚的领域,除非我们愿意更近距离地观察移民问题,这些偏见将会更长时间占据我们的头脑。《美国种族简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近距离审视美国各个主要种族和他们的移民历史。

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甚至称它是民族大熔炉。如果不假深思,这样的说法往往会产生误导。它似乎暗示美国是移民的天堂,是各民族融洽相处的乐土。但实际上,无论是来到美国的方式还是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早期移民们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差异巨大。黑人从十七世纪就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但是直到1863年美国正式废除奴隶制之后他们才作为自由人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大部分是在1880年到1920年间因为宗教和人身迫害而到达美国,爱尔兰人则是主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间举家逃离爱尔兰的残酷生活到达美国。

移民们进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从来都不能称为一帆风顺。除了旅程本身的高死亡率,初到美国的他们都必须想办法维持生计,缺少资本的他们大都依靠体力劳动、小商业或者农业为生。在融入美国的过程里,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甚至是制度性的公开歧视,比如限制华人劳动获得公民身份,银行信贷,甚至是从国内接来家人团聚的歧视性政策。

这种公开进行种族歧视的状况到今天才稍微好转,但是种族歧视、刻板印象仍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当中。然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又使移民们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成功和繁荣。他们免受在祖国遭受到的各种迫害。通过努力奋斗,各个民族总是能获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又使得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为自己民族的权益作斗争而更少担心政治上报复。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美国移民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是各个民族取得进步的历程,即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变化。总体来说,所有种族当下的处境都比他们刚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要好得多,但是不同民族进步的程度有差异,而找出不同民族进步差异的原因是这个主题中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倘若我们不能找出民族进步的真正因素,就无法正确的提倡和鼓励这些因素;倘若我们将进步或者落后归因于错误的因素,我们就可能会将公共舆论和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样的错误不仅可能误导我们的认知,更会阻碍移民们未来的发展。

然而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衡量和比较各个民族进步程度本身就是已经困难的事情。各个民族来到美国的时间并不一样,例如黑人虽然可以称为最古老的的美国公民,但真正进入美国社会的历程是在1863年废除奴隶制度之后才开始的。另一方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容易将因果分析和道义分析混淆。所谓因果分析即是寻求这些差异和现象背后的的原因,而道义分析则更多的诉诸于道德和情感,将民族的现状归咎于历史上所经受的苦难以及当下社会的歧视。

我们当然不应忽略歧视性政策对移民们造成的苦难。比如美国在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大大限制了华人移民来到美国的数量。这导致滞留在美国的男性华人劳动无法将他们在中国的配偶接到美国,而早期华人移民性群体以男性为主,很多男性劳工终身也无法找到配偶。

奴役性和歧视性的制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特性。生活在英格兰奴役之下的爱尔兰农民和生活在白人奴役之下的美国黑人经常被认为是懒惰的种族。这种认识有多少是来自统治一方刻意污名化的打压难以衡量。但如果观察他们劳动的制度就会发现,奴役制度的设计使他们额外劳动的收获都归奴隶主所有。这种制度使他们在经济上逐渐失去积极性和进取心。这样的经济性的压迫甚至比政治歧视更能够摧毁一个民族。很难说所谓懒惰特性的形成不是出于这种歧视制度经年累月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苦难深重,很多民族却仍可以克服重重阻碍,在短时间内获得社会地位的跃迁,并赢得其他族群的广泛尊重。

移民种族之中,在经济进步上表现较为出色的当属犹太人、美籍日本人还有美籍华人。这些民族的初代移民由于缺乏资本和技能只能依靠手工和体力劳动维持生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格外重视认知和自身的提高。他们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受教育的年限高出全美的平均水平。毕业之后,他们也大都选择在在应用性较强的领域扎根。教育固然不是成功的必须因素,比如初代移民并无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却仍可以取得成功,但很难说对教育的重视不是这些民族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在政治上表现较为出色应当属于爱尔兰人。他们只用了四代人的时间就将自己的族裔送上了最高层的政治舞台:美国总统肯尼迪家族即是爱尔兰后裔。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组织和动员族裔和基层民众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们长期对于遣词造句、表达能力的重视。

爱尔兰人在于英格兰进行多面战争之后被征服和奴役,这样受到压迫的生活培养了他们通过非正式渠道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力,而苦难的历史又造就了他们格外强烈的集体意识。他们一方面擅长于团结和组织自己人数众多的族裔,另一方面在获得权力之后不断将自己的族人拉入网络,而出色的表达能力、个人魅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领袖天然适合政治的舞台。

我们很容易看出,各个民族本身价值观念、行事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经济学上使用“人文资本”来描述这些内嵌于民族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头。正是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不同的民族在面对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竞争,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态度完全不同。

但除了文化或者人文资本的差异,歧视是造成进步差异的另一个原因吗?歧视这个词不论在中文语境还是在英文语境里都有多重含义。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它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收入和社会接纳等方面由于社会其他各界的行为和态度造成的落后。

我们谈论民族歧视的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是把对民族的歧视和对个人的歧视混为一谈。一个种族是否受到歧视,是要看这个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被误判或者被付给低薪水。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受教育水平本身偏低,专业技能也相对缺乏,那么他们的平均低工资更多是市场自然调节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歧视而产生的低估和误判。这种经济上的差别待遇是个体层面的歧视而非对种族的启示。如果我们将工资收入和教育年限、专业熟练程度等关联起来,就会发现,种族之间的差异也许不再是一个显著的因素。但很显然,将这种差异归结于社会的歧视是更能调动情绪的说法。

《美国种族简史》是托马斯索维尔更为人们熟知的一部作品。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是对于移民问题的简介,中间的主干部分是对各个民族移民历史和现状的简要浏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对这些移民问题中的诸多现象加以讨论。

索维尔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澄清了很多关于种族问题的误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作者或许出于可读性的考虑在材料上的选择和论述深度上的控制。比如在论述美国黑人历史的时候,作者笼统的将黑人群体分为美国本土黑人和西印度群岛,即加勒比地区黑人,但黑人群体内部的分类要远远比这多样。再比如,作者很少提及移民过程程本身的筛选作用: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美国的移民群体本身具有怎样的特征?

国际间经济差异

贾瑞德戴蒙得在他的著名作品《枪炮,钢铁,病菌》主要探讨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不平均的根源何在。在前现代社会,为什么有的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已经上千年,而有的社会仍然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戴蒙得发现,自然禀赋的差异是造成社会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他的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可驯化的粮食植物、家禽以及牧畜的自然分布直接决定了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也就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差异。

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家畜都已经在全球普遍种植、饲养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平等的确实似乎并没有减小,甚至有加大的趋势。甚至许多受到站火摧毁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领先的国家。这其中的关键秘密在于何处呢?托马斯索维尔在《经济学思维的思维方式》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概述。

总的来说,索维尔将这些因素分为三类:地理因素,文化因素还有人口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技术进步又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变量。

地理因素主要指各个国家地区的自然禀赋。比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直接影响农业收获,大型役畜的分布影响了农业活动的效率以及在陆地进行商品交换的成本。甚至地理位置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光照、降水等因素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其中最具有经济学意味的因素是适合大型运输的河流的分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水上的运输成本要远远低于陆地的运输成本,所以一个国家是否具有适合运输的大型河流、是否具有适合从事航洋运输的海岸线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贸易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达的现代城市都分布在海岸线周围。

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和开放程度之上。对文化因素的讨论比较复杂,尤其容易陷入文化优劣的争论当中,因此作者仅仅提供一些经济学的视点,比如人力资本本身除了一个国家普通工人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还关系到消费、储蓄等习惯。作者列绝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温带国家的工人相比热带国家更容易成功。作者认为,气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温带进行农业耕作更加苦难和不可预测,因此这里的人们相对于热带地区的人们更加保守、谨慎和重视合作,他们为未来进行投资储蓄的习惯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

文化的开放程度则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及时吸纳其他国家先进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从开放走向封闭也是一个社会从进步走向落后的过程,这在前现代社会是被反复证明的结论。在现代社会,我们可用来衡量技术和知识交流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翻译外国书籍的数量。在文化因素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迁徙到其他地方的华人、犹太人、以及印度人都取得了比本土更大的成功,比如迁徙到马拉西亚、印尼等地的华人。很难说他们的文化观念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之下,他们得以发挥自身在经济领域的潜力。

制度性的因素也是文化因素的一部分。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诚信指数越高则约可能造就经济成功,因为这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我们经常讨论政府的腐败对经济的伤害,除了推高经济成本,这样的腐败还会抑制人们的潜力得以发挥。有能力的人无法获得与之相配的机会,积累之下就会造成整个社会潜力的浪费。

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马尔萨斯曾经作出预言认为食物无法跟上人类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一定会爆发大饥荒从而使人口数量回退。人类历史上很多大饥荒被当做验证这一预言的例子,但是在近代社会粮食生产工极大丰富、运输便利的情况之下,发生大饥荒主要还是认为的因素。

当然,并不是说拥有了这些因素就会必然获得经济成功,现实世界中这些因素的组合顺序甚至是时间顺序都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又通常在不断改变这些因素的比重,比如技术进步才使得原来无法被有效利用的土地被好好利用,原来无法开采你的矿藏被开采出来。

总的来说,全球发展不平等的原因当然远远比这些因素要复杂,索维尔这层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和戴蒙结论的直接对比。那些在前现代社会重要的因素:粮食植物、牧畜的分布到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另一些因素变得更加显著起来,比如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在提醒我们,抛开先天的禀赋,经济的成功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投资长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是一个国家和群体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Leadership Case Study: Strength the Company Culture in Q&A Session

Starting from this post, I will start with a series of articles about leadership skills learned from people around me as I found it is an effective way of learning leadership skills. All examples will come from my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questions will be grouped based on the topic or the situation.

Question: What’s your most unforgettable moment in 2019?

The leaders should take each opportunity to motivate and inspiring the employee.

  • How was the question answered?

Tony started with the wins of 2019, say new product lunch, become market leader, etc, all about the great progress the company made in 2019. Then he turned to the difficult moment in 2019, he highlighted that lot’s of people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together to solve these touch problems.Then he pivot the topic to: we cannot control our customer, but we can choose to be great. He named a few examples(male and female one for each) and stressed that these people made great achievement because they wanted to be great. He then concluded that we can choose to be great.

  • Learning

Tony first highlighted the wins, in the mean time, he identified the culture element that made us through the highlights and lowlights, and he ask us to keep working on these elements.

Question: in one year if you search XX(company name) in google, what do you wish to see?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topic, the leaders should take each opportunity to stress the important values that we hold: focus on the income metrics not the outcome metrics.

  • How was the question answered?

This is a prompt question, and Tony talked about some fillers on the very beginning. Then he mentioned that he would like to see the stories about the impact we make to our customer, to the local merchants. He also mentioned that he didn’t want to see the valuation, market share, etc. He said these are the outcome metrics that we can’t control,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serving our customers.

  • Learning

Highlight the real important things that lead to your success, and pivot the team’s attention for chasing the outcomes.

Question: There has been ongoing negative sentiment in the industry about the gig economy startups,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success. Many companies in that space have not been able to keep up the industry expectations after they went public.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at and what is our action plan to stay successful? How should we stay motivated ourselves that we are not hea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ose others?

  • How was the question answered?

Tony started with the setting the ton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any bad things of other companies, but don’t buy in everything on the press. Then he agreed that as a company, we will be inevitably measured by the outcomes: the growth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business bing the two most critical metrics.

He acknowledged that it is very hard to achieve both growth and profitability, but we are rewarded only by doing hard things. Then he highlighted a few critical things about achieving growth and profitability: being creative in growth, and being discipline in budgeting. He shared a few examples about creating growth without spending lot’s of money on marketing, and a few example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discipline in budgeting: hiring the right people instead of hiring lot’s of people.

He then expanded this topic to highlight the culture of “And, Not Either/Or”. He mentioned that we need to achieve “And” in all area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hare the benefit with the drivers, etc.

He then covered another culture element: focus on the income metrics, not the outcome metrics, say build the basics right. And only this way we get rewards.

  • Learning

Instead of trying to explain why there were negative sentiments, he created a narrative that these outcomes are many time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we should focus on the foundation of our own business. And he always landing his reasoning in the company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