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是否扩大了世界的贫富差距？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二战之后的亚洲也许是最好的例子，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二战之后都迅速走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发展起来。这些国家都受益于二战之后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那么答案不是很明显的吗？但1970年之前的世界并非如此。
1970年之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长率都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世界经济开会出现大融合(convergence)。但是在此之前，经合组织(OCED)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经历过一段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其主要表现就是这两类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Trade and Poverty》研究的是大分流与全球贸易之间的关系：全球贸易是否曾经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
为了寻找全球贸易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作者鉴别出了三种贸易可能影响收入的渠道：去工业化，加剧不平等，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全球贸易加深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分工。在1860 ~ 1970年的两百年间，这种分工体现在富裕国家日益转向机械和制造行业，而贫穷国家则日益专注于农业和资源商品的出口。专业化加深提升了贫穷国家的绝对经济收入，但是提升作用远小于对富裕国家的提升作用。因此可以说全球化的贸易分工加深了贫富国家之间收入增速的差距。
全球贸易加剧了资源充裕的贫穷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拥有土体和矿产资源的阶层从全球贸易中的获益远大于不拥有土体的阶层。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住建造成了政治不平等，强化了市场寻租行为(rent-seeking)，使的这些贫穷国家更难从对资源和农产品出口的依赖中摆脱出来。
最后，对于资源和农产出口的依赖导致他们的收入波动更大，损害了经济增长。大宗商品抵抗波动的能力小于机械和制造行业，比如容易受到气候等的影响。贸易分工又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于出口资源和产品的依赖，降低了经济多元化，在价格波动中更容易受到影响。
这本书还从其他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比如研究发现，1870年后，原先存在一定工业化的贫穷国家的工业化进展停止了，这是贸易带来的对于落后行业的抑制作用。另外，这些贫穷国家虽然同样使用关税壁垒等保护手段，但并不是为了保护和促进工业化，而只是为了补偿在全球贸易中受损的人。
本书主要围绕对上面三种影响渠道的论证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