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这篇文章一些观点的提炼:http://econ.ruc.edu.cn/jypp/fzllgjnh/59248d19ac6f451f912591177d896435.htm

本文想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飞速增长有何关系?在人口结构出现变动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要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之前已经谈过。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增长率曾经达到4%,这样的增长加上不作任何限制和引导的人口政策带来了人口的集快速增长,人口从1949年的五亿增长到1982年的10亿。但城乡的二元结构将这些劳动力禁锢在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导致在改革开饭之前有大约2.5亿人处在贫困之下,大部分农村仍然处在马尔萨斯陷进当中。

改革开放实际上做的事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将人口从农业部门释放,逐渐进入到效率更高的工业部门,其标志是允许私人开办企业。开放则是跟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到世界分工当中,其标志是2000最终进入到WTO。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时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可达到10%,这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极大关系。

首先是人口结构。劳动人口大于老年人口,生产的多,消耗的少,社会负担较小。第二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工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随着教育的扩大,人均资本存量扩大的周期缩减速度加快,从而带来劳动技能和效率的快速改善。另外,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充足的机会使得能够高效配置资源的人得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也就是邓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体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

第三是巨大的人口存量带来的人力成本的优势。早期相当于无限量的人力供应,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参与世界分工之后得以以极低的劳动成本获得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机会,另一方面避免了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减效应。之前所说的教育和培训的扩大也进一步增加了人均资本存量,强化了综合生产率的优势。

而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速的变化,原先赖以生存的优势将慢慢不复存在。人力成本会逐步上升,近些年有很多制造业工厂开始迁往越南等地,只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具备全产业链的能力以及较高的综合化生产率这种迁移的趋势才没有很明显。但随着社会收入的上升,人力成本的增加,这些优势将逐渐降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另一方面,人口增速的下降,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要提升人均资本存量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多的投入。而增长机会的减少也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减小,社会资本的重新分配速度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速度变慢。中国原来依赖通过人口优势和大量投资作为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将会渐渐枯竭,未来将会越来越依靠另一个重要因素:技术的改进,当然还有原先的垄断领域。也就进入了索罗模型中所说的新古典主义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