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中的权力

权力就是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能力。如同所有关系一样,亲密关系中也包含着权力。我们希望两个人走在一起是出于完全平等的意愿,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但现实生活中,双方权力不对等的情况才是常态。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的拔河体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需要达成共识,谁在最终决策的过程里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谁即拥有较大的权力。为什么两个人在关系中的影响力会大为不同?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是相互依赖的角度。谁对关系依赖较多,谁的权力就较小。但不要误会,我们的关系的依赖并不是一维的,实际上我们对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有依赖。有的是经济能力,有的是爱和被爱的感觉,有的是心理上的归属感,有的是性,还有的是日常生活里的照料支持。

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权力分配就变成了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比如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经济能力较强的一方在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较大。而男性一般比女性更加渴望性行为,控制着性资源的女性在性相关的决定上话语权更大。实际上男性更倾向于通过控制关键资源的方式获得权力。

你也很容易看出来,我们在关系中不同方面上的权力并不相同,很少有一方在所有方面都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即使在关系中也发生着资源的交换。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冷血甚至肮脏,但真实就是如此。比如通过经济资源交换性资源,只是这样的交换往往也可以浪漫的方式进行。

第二个角度是看双方将关系进行下去的意愿孰强孰弱。将关系进行下去意愿较弱的一方权力较大。如果一方有很多其他选择,那么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权力,因为离开这段关系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

最近几年的女权运动主要将焦点关注在职场里,其实在婚姻中双方权力的不平衡是社会上权力男女权利不平衡的一个缩影。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男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于女性,这意味着他们在关系中往往可以占据经济的主动。社会地位上同样如此,男性更多把持更高的职位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传统婚姻男性占据主导地位与男性在社会上的主导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社会文化也为这种权力结构服务,比如限制女性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降低女性对于自我成就的期待,污名化离婚的女性,使他们对于关系的依赖进一步增加。这种文化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关系中权力分配的认知。

对于权力分配的考量也会影响我们选择伴侣的过程。有许多人选择伴侣的时候,希望找到对自己更加顺从的人,希望对方为家庭付出更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我们当然不应该忽略个人性格的因素,但很显然有许多人将将男性占主导的婚姻模式视作理所当然。

这似乎只是求仁得仁而已。但我也常常在想,了解亲密关系中诸多心理文化上的细微之处对于把握亲密关系究竟有何益处?我想最大的益处便是不断使我思考我所想要的亲密关系究竟如何,究竟我希望未来的亲密关系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

拒绝,冷落,嫉妒,和背叛:亲密关系中的紧张与压力

与被初次见面的人拒绝相比,被我们所了解和所爱的人拒绝是一件远为让人难受的事情,因为这关乎到自尊。我们已向对方敞开心扉,请他们了解我们内在的品质,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期待。我们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的价值,重视我们,像我们一样重视这段关系。但当我们没有获得期待的回应,比如被拒绝的时候,我们的自尊会受到打击,自我价值也会产生动摇:我们发现伴侣对这段关系的珍视程度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亲密关系中的伤害往往来自于此。

如果将接纳和拒绝看作关系的两极,我们会发现被拒绝所遭受到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被接纳所带来的幸福。我们似乎对拒绝的痛苦的耐受能力更低,即使是很小程度的拒绝,也足以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巨大波动和痛苦。

我们有时候使用冷漠的方式来拒绝对方,故意忽略对方的感受或者存在,比如对对方发出的消息不作回应。我们想要以此惩罚对方,避免冲突,或者作为退出关系的步骤。这是拒绝最直接的形式:我们从对方的身上感受不到他们对于这段关系的重视。

嫉妒是亲密关系中常见的紧张感来源。嫉妒是伴侣中的一方对真实存在或者幻想出来的,可能威胁亲密关系的竞争对手所产生的愤怒和伤心的感情。嫉妒有其进化心理学的原理。对男性来说,亲子不确定性是对其繁衍成功最大的焦虑,因此一旦出现可能危机自己亲自确定性的的竞争对手必引起男性的警惕。没有唤起这种警惕的男性,也许因为无法繁衍后代已经在进化中被淘汰了。

女性唤起忌妒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对女性来说亲子不确定性并不是问题,她们更担心的是由于男性从亲密关系中撤出使自己失去抚养后代的资源。这样的差别造成了男性女性不同的嫉妒倾向。男性更在意性行为上的不忠,而女性则更在意感情上的不忠,因为前者威胁到亲子不确定性,后者威胁道自己的后代的抚养能力。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产生嫉妒呢?对关系的依赖更强的一方容易产生嫉妒。因为他们对关系带来的价值相对较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最终走到一起人在各方面相互匹配或者互补。因为亲密关系中价值贡献的差异会导致心态上的失衡,嫉妒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容易产生。

嫉妒的感觉容易让我们产生匮乏感。我们有时候认为自己对关系的贡献没有能够达到对方的期望,所以对方才选择转向他人。这也容易使我们怀疑对自身价值的判断。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嫉妒时的反应也较为不同。女性更倾向于用提升吸引力的方法来重新挽回伴侣的注意,而男性则更倾向于使用报复的方法来惩罚女性。这种偏向的差异有时候导致一种奇怪的局面:女性故意引起嫉妒企图挽回男性注意,结果反而使男性过度反应寻求报复最终导致关系更加恶化。

面对诸如忌妒所引起的对自我价值感的怀疑,我们需要做的事是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多想一想自己身上的优秀品质,也可以对自己更宽容一些。

欺骗和谎言也是关系中紧张的来源。有许多的研究发现在任何关系中谎言都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每天撒谎,不过也很少有人长期不撒谎。另外,也不是经常撒谎的人就最擅长于撒谎,甚至有时候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的谎言,可能因为撒谎者的动机过于强烈而更容易露出破绽。

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谎言一定伴随着某种生理特征,比如避免目光接触,皮肤发红,声音紧张等等。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研究现实谎言与固定的生理上的症状存在相关性。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对伴侣的熟悉程度增加使我们容易辨别谎言,但但对待我们的伴侣通常怀有过分的信任,因此更不容易察觉谎言这两种的效果,经常相互抵消。辨别谎言,唯一的办法也许只能依靠认真的观察和仔细的聆听。

背叛是今天要讨论的最后一个紧张感的来源。男性和女性的背叛各有不同,男性更容易背叛亲密关系和合作伙伴,女性则更容易背叛家人和朋友。因为自我服务效应的存在,双方对于背叛的感受和认知大不相同。背叛的一方往往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无害的不足为虑的。但被背叛的一方通常并不是这样认为,绝大多数时候这都会影响他们对关系的感受,损害他们的感情和信任。

正因为这样认知差异的存在,向背叛者复仇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有当对方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对方造成伤害的时候,复仇才会有效。而你很少听到有人愿意主动悔过。另一个原因是,沉溺于复仇的情绪当中,使我们更难从负面的情绪里里走出来,伤口会持续更久。

原谅是处理背叛或者欺骗的一种方式。被背叛和被欺骗的一方选择放弃惩罚对方的权利。原谅存在前提。首先是背叛的一方必须为积极修复关系作出贡献,为自己的行为真诚的道歉和悔过,同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伴侣所造成的伤害,而被背叛的一方则必须放下由背叛所造成的感情上的痛苦。

有许多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背叛都会导致关系的决裂,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以一方的原谅告终。而原谅经常带来更好的亲密关系。但我们也必须知道,原谅的处理只有对真诚悔过的人才有用,对于自私的想利用对方的人来说只会适得其反。

最后回到依恋类型来谈谈焦虑类型的对人们应对这些紧张问题的影响。一般来说更加安全的类型更少表现出嫉妒,也更少使用敌意和报复的方法来。而焦虑型和回避型则更容易被激怒,更容易惩罚和报复背叛的一方。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大分流

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引起了各个国家的注意,各国纷纷进口机械技术并派学生到英国留学。英国的机械并没有用多久就传遍了全世界各地,按照当时的传播速度,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全世界其他地区应该逐步实现了工业化,收入也会逐步上升。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这些地区在全球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来看,世界各地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历史学家称这个现象为大分流。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后期到现代仍然一直存在?甚至为什么会不断扩大?

工业革命带来了两个最主要的变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货物运输成本的降低。在中世界的欧洲,信息的传播速度大约在1英里每小时,随着电报等现代通讯工具的发明,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货物运输的成本是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而进步的,早期的蒸汽船成本较高只能用于匀速附加值较高的货物,随着螺旋推进器、铁船体、蒸汽军机和密封舱的发明,蒸汽船的体积、速度、耗煤量等都大幅下降。这两项变化促进了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但是从1800年开始世界上很多地区人均收入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在下降,这些地区在全世界生产和收入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

人均收入的差异可以近似分为三个部分:平均资本收入差异,平均土地收入差异和效率差异。我们通过之前的讨论已经知道,效率的差异是人均收入差异的最终解释。为什么效率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呢?如果仅仅观察每个物质资本的产出,我们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生产率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机器得到了有效利用。但是按照每个工人的产出来看,贫穷国家的人均产出要低得多。

贫穷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较为便宜,其他的资源成本例如能源价格,机械的购买成本等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差不大。另外,在贫穷国家往往没有对工人工作时间设置保护性限制,更长的工作时间将更加降低制造成本因为可以减少及其的闲置时间。设想中这些国家应该可以轻易通过巨大的人力成本优势占据很多生产制造行业。但是实际情况却于此不同,经过人工工资全世界最贵,美国的大部分消费品仍然依靠自主制造。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贫穷国家的工人质量较低,比如每个工人可以照管的范围更小,需要更多的主管来进行管理。过多的工人实际上降低了人均产出,最终也拉低了人均收入。贫穷国家出现超额雇佣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较便宜,在质量较低的情况下雇主倾向于雇佣更多人来使机械和其他资本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

贫穷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很大程度上和该地区的社会习俗有关,比如很多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旷工现象,工人在领到薪水或者节假日期间旷工。另外,随着现代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对于生产线的容错性越来越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可能导致生产错误率较高,也进一步抵消了其较低的成本,这也导致很多地区虽然存在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总体回报上看仍然不具有竞争力。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

受到马克思主义宣言的影响,我们容易认为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悲惨的工人阶级。他们生活在上层少数统治者的剥削之下,生活十分艰苦。实际情况与这种想法却大为不同。自工业革命以来,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远大于其他资本所得,如土地和资本利率。

我们可以将实际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部分,即资本所得、劳动力所得和土地所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观点,由于社会人口不断上升,人均的资本存量会下降,土地供应总量固定,因此土地的利率会不断上升,实际工资则会在波折中保持均衡。但工业革命中我们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实际工资的增长。

首先是高技能所有者和低技能所有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其则在不断缩小。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熟练工人的工资奖励要远高于非熟练工人。这是因为前工业社会,资金的利率较高。而培养熟练工人需要长期金钱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极高,为了获得收益的平衡,熟练工人必须收取更高的工资。或者说当只有熟练工人的工资回报足够高的时候,这样的投资才有意义。

其次,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男女工资差异可以达到三倍以上,虽然现代社会差距仍然存在,但已经远远缩小。这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能源和机械生产,许多原本需要依靠体力的劳动被机械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灵活性,这是女性的专长,因此女性在总体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便可以升高。

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后果是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在降低。在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和资本所得在整体所得中占有比重较大,而土地和资本都是较为稀缺的物品。工业革命之后,土地和资本的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例降低,而劳动力的收入则升高,这便进一步带来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因此总体收入差距反而降低了下来。而随着收入差距的降低,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包括期望寿命存活子女数量,以及识字率等都大大降低。

为什么土地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呢?根据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土地应该是稀缺的资源供应量十分有限,因此随人口增长土地,稀缺程度应该越来越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个原因是,许多对土地消耗相当大的产品的对收入的弹性较低。比如现代人所需要的卡路里数量少于工业革命以前。因为现在人更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对粮食本身的需求降低。第二个原因是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大提高,尤其是许多节约土地技术的推进,使得对土地的需求大量减少。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化石燃料的发现,原来依赖农业听过能源需求也大大减少。

工业革命造就了大规模的机械生产,为什么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也大幅提高?因为许多技能暂时是机器无法取代或取代成本太高。比如在麦当劳的松服务员。另一个暂时无法取代的技能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销售等工作仍然大量依靠人力。

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人文地理的转变。随工业革命以来,总体生育率在不断降低,关于这一现象有许多假设,第一种假说是,因为人们收入的降低,养育后代的成本变高。因为养育子女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趋势是我们使用越来越多的机械来代替本来需要大量投入时间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等。然而养育后代这一职责所需要的时间并未能显著减少,因此仍然成本高昂。另一种假设是,其实出生率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死亡率较高,为了补偿死亡率而多生育子女。近代死亡率得到大大控制,生育就回归到人们的期望水平附近。除此之外工业革命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她们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得到不断提高。生育和养育子女对妇女的影响更大,因此生育率越来越接近女性的期望。

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没有获得更多的收入呢?这主要是因为竞争的原因,资本所有者获得较高利润的方法就是使用垄断或者设立行业壁垒,但在行业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利润只能达到较低水平。以美国的铁路运输为例,铁路货运在一段时间内占据垄断性的高利润,但竞争的引入这种利润率在逐渐降低。

工业革命最大的一个变化,也许是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升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讲述历史上出现的大分流现象。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现代经济增长

  • 人均收入增长

用工业革命来命名发源于18世纪英格兰的生产力革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它容易使我们认为所有效率的提升都发生在工业领域,比如煤矿、钢铁以及棉花等工业。实际上在农业等其它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效率变革。比如,到1861年英国工业人口比例降至21%,而在几乎所有前工业社会,农业人口比例都在70~%80%左右。

工业革命是马尔萨斯社会的终结。从1780年到1860年,英格兰人口已经增长了三倍,但其实际收入却仍能保持增长,最终体现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上。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社会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马尔萨斯社会,贫富差距约在3~4倍之间,现代社会之间贫富差距,可以轻易达到40倍以上。

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人均收入的变化。即使当代的普通人也已经过上了古罗马时期富人们的生活。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却下降了。人们适用摄入更少的热量,但对食物品种的需求却增加了,人们使用更加昂贵的蛋白质来源,比如从面包转向了刺身。

工业革命带来最显著的社会人口的变化。农业人口大量减少,现在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1%。而在马尔萨斯这回同样的比例可以轻易达到50~%80%。大部分劳动力都流向了生产力更高、收入更高的工业行业。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改变了人口在地上的分布,从前农村是大片人口聚集的区域,现在人们更多的聚集到城市当中生活。因为这里提供更加丰富的市场和福利。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人均收入为何会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 增长理论

为了解释人均收入增长,我们使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人均劳动产出增长。它由三个部分构成:劳动力,物质资本包括土地,以及效率的增长。其中物质资本需要乘以投资回报系数,土地资本也需要乘以土地资本的回报系数,我们这几项因素进行逐一研究。

首先是土地资本,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人均土地保有量大为减少,土地收租赁收入也从工业革命时期的高水平减低到当代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总体来说,由土地收入土地价值带来的增长,在总体贡献中可以忽略不计。

在剩下两项中,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约在1/4,而效率增长对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约在3/4。这项研究的问题在于,效率的增长很难直接测量。多数时候我们将这一项视为出去物质资本增长时候增长率的剩余。如果细看效率所带来的增长,其中又包含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及教育的投入。但即使再减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增长之后,效率增长仍然贡献了整体增长中的72%。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效率的增长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资本,只是总体资本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直接的知识资本是在现代专利保护体系之下,专利体系保护之下才存在的。但技术所带来的技术和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增长有其外部性,有很多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直接归于专利体系保护之下,却仍然贡献于整体社会,这些外部效益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对于直接知识拥有者所带来的贡献,比如创新所生产的成本更低的产品最终会造福于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经济增长中的两大主要因素,第一是物理和人力资本,所贡献了30~%50%的增长,另一部分是由效率提升及创新所带来的增长,但这二者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吗?假如这二者之间完全独立,我们就会在历史上发现这样的现象:资本快速增长,但效率并未得到提升,或者效率极大提升,但资本却没有快速增长。

实际上这二者之间联系紧密。假如你是私人企业所有者,你的实际成本是实际利率,而你的生产最后获得的资本所得必须大于实际利率。如果创新会带来更大的效率,则你的实际资本投入会高于利率,即有额外的动力在进行额外的资本投入,而额外的资本投入,因为边际递减效应最终会回到真实利率附近。因此资本的投入主要是来自于效率的增长。因此创新不仅能解释效率的增长,而且也是所有增长本质上原因。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工业革命的原因

工业革命为何会出现在1800年的英国一直是历史上的大谜团。目前有三种主流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外生增长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制度性因素;第二种解释多相均衡理论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因为特殊事件的刺激从一个均衡状态进入另一个均衡状态,从不利于增长进入到有利于增长的状态;第三种解释内生经济增长利润认为原因产生于经济体内部,主要为人口的增长。

  • 外生增长理论

外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合适的制度性激励。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如果不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则无法保证人们受益于研究和创新的成果,因而会降低人们进行研究的激励,损害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

外生增长理论在优势在于可以用它解释历史上出现的许多随社会变革而来的经济变动。但这个理论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缺少明确的证据证明。一直要到工业革命很久之后才出现了系统性的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二从长期来看,所有制度最终都会成为经济有效的制度,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妨害将会被降到最小。政治制度最终会服务于经济制度。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都会被清除。

我们在历史上确实看到了许多妨碍经济运行的制度被取消的例子。比如在中世纪英国,基督教认为借贷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观念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并在随后的改革当中被废除掉,借贷也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最终来说,我们缺少决定性的证据来说明制度性因素是工业革命背后的原因。

  • 多项均衡理论

多项均衡理论认为外在的因素使得社会从一个均衡状态转换到另一个均衡状态。这个理论的假设是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统治阶层是主要的受益者,他们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全社会的利益,因此即使是坏的经济制度也仍然被保存下来。其中一个例子是奴隶制度。一般认为奴隶制度是低效率的,因为奴隶主拿走了努力的所有收入,奴隶们没有激励来生产更多。这种均衡的打破来自于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民主制度使得坏的经济制度可以被移除。

  • 人力资源增长

从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降低在不断降低。子女数量减少意味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最终社会获得更加高质量的工人。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平均出生人口的下降呢?其中一个理论是提升小孩教育质量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显著,因此人们主动放弃生育更多小孩,而以换取更高回报。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则富有的家庭应该更早开始降低生育。但是我们在前工业时代发现的证据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高,家庭平均子女的数量也会增长。第二个可能的解释熟练工人获得的收入增长更高,因此促进了人们集中投入到更少的子女身上。但是我们发现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收入的比例在减小。也就是说,教育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在相对减少。第三个解释是,人类原本希望拥有数量较少的小孩,但一直到近代医学条件的进展才能保证妇女在怀孕、分娩是的安全,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安全,从而保证最终存活的子女数量稳定。

  •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其内在的驱动性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口的增加。内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纯粹是人类人口数量爆炸的结果。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证据,第一个证据是我们发现在世界人口和效率进步,效率增长和人口速度之间有着强的相关关系。如果假定技术进步在人均中出现的概率保持均衡,人口基数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技术创新。第二个因素是前工业革命的世界里, 各地方的人是生活在相互独立的区域之内缺少交流。这种沟通造成的网络效应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技术进步、激励体制和现代人的诞生

技术进步

马尔萨斯原理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收入提高最终会被人口增加带来的稀释作用抵消掉。我们首先要问:马尔萨斯社会下总体的技术进步如何?从很多例子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社会的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那么如何衡量技术进步的速度?

如果我们将马尔萨斯社会的生产过程看做是从人力和土地到粮食的函数,那么测量这些生产函数的变化便可以知道技术进步的速度。我们可以绘制人均土地保有量和人均产出的关系。根据经济收益边际递减原则我们不难猜测这是一条递减函数曲线。在人均土地保有量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效果是带来更大的人均产出。当然,在古代社会并不只有农业生产这一种行业,为了衡量全社会的经济总增长,采用的一个办法便是对所有行业的技术进步采用该行业的总产值加成。

按照上面的方式对应概览历史上科技进步的速度进行研究,我们验证人均产出与人居土地占有量的确呈现递减函数关系。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具有线性关系,其系数便是土地租赁在整体收入中所占比例大小的倒数。使用英格兰作为例子,土地租赁在整体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20% ~ 40% 间波动,而考虑进历史人口增长速度之后我们便可以推算出实际的技术进步速度。

我们确实能够从中发现不少有缺的结果,比如科技增长速度从未超过0.05%每年,也就是说在100年内生产效率提高了5%。再比如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随时间在增长的,总体来说从公元元年到技术工业革命,人类的总体技术在近两千年时间里只增加了24%。

依据此法也可以得出人类技术发展的路线图。即我们可以测量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然后测量出其人口增长率,以此推论出技术进步速度。然而技术并不总是一直进步的,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技术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技术倒退。这其中原因尚不明白,但另一个更大的未解之谜是为什么1800年以前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此缓慢? 很多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制度中缺乏激励技术进步的制度性因素,在下一部分我们会深入讨论。

激励性制度

我们对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常常抱有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那时居于统治阶层的少数人在无情剥削大多数人的生产,尽力压榨他们,整个社会社会缺乏创新的激励机制。亚当斯密也曾总结认为,19世纪之前社会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在于其缺乏刺激经济发展的各种必要制度。然而经过近些年的研究,我们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并不缺乏这些激励措施。实际上,工业革命以前的诸多社会存在着并不比现代落后的社会激励制度。

比如工业革命之前,税率并不算高,这是因为统治阶层并不完全依赖税收来作为活动资金。他们有自己固定的土地收入,通过将保有的土地出租来获得收入。当然在近代我们也发现,税率与工作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工作时间越短的地区其税率越高,而工作时间较长的地区税率则较低,这也许是因为工作时间增长所贡献的经济收入使得税基足够大,而不需要通过提高税率来获得税收。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物价的稳定。实际上工业革命以前的英格兰社会物价相对稳定。这是因为有多种机制抵制统治阶层大量印刷货币以获得税收。通货膨胀系数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两百年间才不断提升的。

第三个因素是公共债务。在马尔萨斯社会里,比如中世纪的英国,公共债务比例占GDP总数非常低,公共债务的问题在于它会吸纳居民存款,导致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与之竞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挤压公共私人投资可用的资金。这些将会导致投资成本升高。

第四个因素是,财产的安全和个人的人身安全。对工业革命以前社会进行调查发现,财产是相对安全。而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题,谋杀率尽管与现代相比稍高,但不足到达构成影响经济的程度。

第五个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们通过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难以维持自身人口规模,不得不依靠大量移民来进行填充。这种从乡村流向城市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部分阶层的流动性。许多城市空出的岗位也会以招募的形式从乡村当中获得补偿,从而提供了绝好的升入到城市阶层的机会。

第六个因素是市场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的农民,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物资市场也是被大量存在的。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古代社会其实固然缺乏对抽象知识发明的保护,但科技进步速度缓慢,这类发明实际上很小。

总的来说,使用制度缺陷等因素来解释马尔萨斯社会科技发展的速度之慢已经不再合适。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有有力的解释。

现代人的出现

尽管在马尔萨斯年代,社会生活水平和技术缺乏进展,但我们仍然在很多领域看得到许多不同并值得深思的变化。比如利息率从不可思议的高点一直落到接近于现代社会的低点,识字率也不断提升,工作时间则由采集采集狩猎时间的短时间不断延长到接近现代社会的工作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那?在我们探讨这一切原因之前,先解释这四大因素的变化原因。

首先是利率的变化,在古代社会要研究实际利率的变化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只能采用间接研究的方式。古代社会存在大量用于出租和租赁的土地,因此研究土地租赁的回报,是研究利率的一个良好切入点。我们发现在整个中世纪英格兰,土地租赁的利息是在不断下降的。一直到1800年左右才接近于现代的水平。

为什么古代利息会如此之高呢?我们可以把利息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个是基于时间的用户偏好,可以忽略不计,第二个元素是风险,第三个元素是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期望。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期望未来的收入将会大幅增长,则大部分人将会将钱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则利息率一定会提高。如果一个社会,投资具有大量风险,利息率也会升高。

在马尔萨斯社会,收入的增长一直长时间陷入停滞,因此很难想象为何人们会不愿意将钱用于投资。另外,马尔萨斯社会的投资风险来自多个因素。比如整体社会的稳定性。在中世纪英国,社会实际上长时间保持稳定,资产的安全状况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法律在各个地区保障程度不同,我们也应该看到利息率在不同地方差异较。但实际上的观察结果显示,高利率情况对几乎所有地方都适用。另外如果认为对财产的保护情况会随着政治或法律的变动而不同,所以我们也应当看到谁历史上法治好坏的变化,利息应该出现相应的波动,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并未观察到这种波动。因此更难让人理解为何利率会保持在如此高位。

第二个因素是识字率的提升。要研究对数字的掌握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人们对自己年龄的估算作为入口。当人们缺乏对数字的能力之后,他们会以10或者5的整数报出自己的名字。除外,在古代尽管人均期望寿命较低,但仍然可以在很多墓碑中见到出乎意料长寿的人,这也反映人们对自己年龄估计相对错误,另外在实力较差的社会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数字的各种夸大。识字率的估算则可以通过他们在各种文件中签字的情况来加以证实。

第三个因素是工作时间。在前面第三章我们已经讲过工作时间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不断接近于现代社会。尽管我们同时也发现在资本回报率上不断降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劳动对比差价一日降低,但是人们还是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工作之中。

第四个变化是,暴力的降低整个社会在多种层面上的暴力都会降低,比如说残酷刑罚,各种祭祀活动都在逐渐减少,而人际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在大为的减少。

我们不禁要问所有这些变化所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将此归因于新教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有人认为这来自于科学革命带来的社会观点转变。但这些都不能从本质上解释,为什么回传这样的趋势。在作者看来,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选择自然选择过程的影响。

我们在之前已经讨论过马尔萨斯社会可以近似地看作一个遵从自然选择过程的社会。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当中,有两点与采集狩猎社会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第一点是人们聚集而居,人群密度要显著大于采集狩猎社会。第二点是人们可以开始拥有大量的财产,包括房屋,土地和牲畜等,这些带来了大量的财产和财富交易以及财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识字率和文盲率,冷静和勤奋工作,贸易和生产等活动,都是获得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而繁殖机会与经济成果的关联最为密切。识字率的提升,人际暴力之间的减少,工作时间的增长都是对自然选择过程的自然结果。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冷静,工作奋,已经努力奋斗,节俭,并且有长远眼光的人。而获得成功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整体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重。换句话说,社会选择的压力带来了人类从整体上行为模式的改变。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马尔萨斯社会的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原理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工业革命之前的陷于马尔萨斯陷阱之内的社会长期生活水平并无显著变化。如何衡量和论证社会水平的变化呢?作者提到了三种角度:第一种比较实际工资的变化,第二种,如果没有实际工资记录就衡量社会中人均热量和营养摄入的变化,第三种,测量人类身高的变化。

如何比较实际工资?在1200年到1800年之间的英格兰有较为完整的工资和价格存档信息,可以用于实际工资的比较。实际工资即一个人所获得工资在当时所能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为方便比较一般使用所能购买的食物作为基数。研究发现,在发现在长达600年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实际工资没有出现波动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低下。实际上即使以现代标准来看,当时他们的生活水准也并不算低。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1800年英格兰劳工和现代劳工的实际工资既可明白。

对于没有实际工资记录或者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劳作的的社会该如何比较呢?一般使用他们所能获得的热量和其他营养品的数量来衡量。这方面的研究也证明马尔萨斯社会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提高。我们常说的恩格尔系数便是用于衡量居民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例,一般认为比例越高生活水平越低。除此之外另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型是恩格尔曲线。恩格尔曲线是说随着收入的上升,肉类蛋白质的含量在食品消费中的比例会上升,而粮食作物碳水的含量会占比会下降。恩格尔系数对解释世界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总体来说,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越高,则用于其他建设:文化、技术创造等方面的收入占比就越小。在马尔萨斯社会中,整个社会的主要目标是进行食物生产。

除了粮食,研究还是用身高变化衡量人口的生活水准。与我们通常的想象不同,除了极少数群体之外,人类的身高并不存在显著的基因差异,身高与营养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蛋白质的摄入情况。因此身高是一个衡量生活标准的良好指数通过测量。关于身高的研究也证实了马尔萨斯原理的准确性,与此同时,在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增长的人类身高则进一步证明了身高与一样状况的密切关系。

除了营养状况,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劳作时间的变化。根据马尔萨斯原理的推论,随着人口数量的提高,单位土地上的边际上产率下降,为了维持生活水准人们便不得不增加劳动时间。这一点在研究之中得到了正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工作时间即开始不但恶化。另外,从1960年起的人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变化。人类学家相信在新石器革命之前远古人类所需要工作的时间要远远低于以往的预计,他们每日用于劳动生产的时间是远低于农业时代的劳作的。

尽管都处在马尔萨斯社会之中,但是欧洲和亚洲的状况并不相同。很多从欧洲来到亚洲旅行的冒险家们发现亚洲农业国家当时生活水平低于当时的欧洲国家。历史上一个佐证便是发生饥荒的次数。作为农业国家的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遭受的饥荒次数远远多于欧洲。这也是其社会生产极为不丰富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证据是乳糖耐受不良的症状。在农业国家如日本中国等,至今仍有大比例的成年人存在积乳糖耐受不良的问题,而在欧洲国家这种状态几乎不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在漫长历史中他们已发展出对抗乳糖耐受不良的基因变异。这也进一步说明牛奶最主要的相对廉价的蛋白质来源成为在农业国家如日本中国等成为主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如水稻等是主要的饮食构成。

马尔萨斯的原理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的物种都起作用。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的人口被马尔萨斯原理所统治,人类的繁衍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这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是:收入水平与繁衍机会之间的关系怎样?收入和财富水平对于第三代后代繁衍机会的影响怎样?再这样的社会之中社会流动性又是传播规律?

如何衡量财产水平与繁衍机会的关系?其中一种猜测是收入越高繁衍后代的机会便越高,但如何验证这一猜测?历史学家们找到英国历史上的遗嘱文档。从遗嘱当中便可分析出财产与其子孙后代数量的关系。这项研究发现,死亡时财产量与其最终生存下来的婴儿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工业时代以前的社会中预测一个人最终子孙后代的数量也即繁衍机会最准确的信号既不是其社会地位也不是其文化程度,而是其财富程度。财富的优势不光影响当代的繁衍机会,也影响子代甚至孙代的繁衍机会。这种也引出一条著名曲线:马尔萨斯剪刀,也就是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会降低,整个曲线呈现剪刀状。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最富有人群子孙后的社会流动性。研究发现他们最富有人群的后代,社会地位及财富往往不如他们他们的父辈,因为许多带来财富的能力并不能直接遗传。整体上,最富有人群的后代是向下流动的。这与现代社会中,存在大部分向上流动的机会状况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