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马尔萨斯陷阱

我们常常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口提高,生活水准也在不断上升。然而事实是这样吗?在本书第1章“16页的人类经济史”(Introduction: The Sixteen-Pa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d)里,作者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人类在1800年的经济史是被马尔萨斯陷阱所统治的:科技进步带来的短期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都会被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所抵消,导致人均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根据马尔萨斯理论,人均收入,包括食物、衣服、热量、照明、房屋等,虽然在各个社会和时期并不相同,但总体是停滞不前的。然而这一切都被19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所改变,人类的人均收入开始突破原来的瓶颈不断增长。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工业革命改变了什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想要关心的事: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传统上更为领先的亚洲国家?以及从那时起,欧洲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为何开始发生经济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以及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虽然发展,但不平等也在逐渐扩大,并且人类似乎并比以前更加幸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边是本书所想要阐明的主要内容。

总体来说这本书想用清晰直观方式为我们阐释人类经济史的变化。当然作者也不否认其中包含许多并不严谨的地方,但作者认为,在方向正确并且包含显而易见的错误的讲解要比深邃而复杂粉丝但却只是近似正确要有用的多的,因为人们可以识别简单的错误,但是却很难批判深奥的理论。

马尔萨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的:第一每个社会都有其出生率,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出生率会提高。第二,每个社会都有死亡率,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死亡率会下降。第三,社会的物质标准随着人口上升而下降。

当我们回顾1800年以前的历史时候,有一个数据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历史上几乎所有社会的生育率都稳定在2左右。是什么力量导致长期人口增长率保持如此稳定。如果回到马尔萨斯的假设,我们就会发现:人口增长率,即出生率和死亡率只差,主要由生活水平所决定。人口增长率保持稳定也意味着人均收入在长期内并没有多大变化。这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相反。

为了进一步理解马尔萨斯模型,我们必须理解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一定人均收入只能养活一定人口数量的规模,也即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成反比。另一方面,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交叉点事社会人口增长的均衡状态。任何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的人口出生增长率最终一定会回到均衡状态,即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这是为什么?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技术和其他资源投入不变的抢矿下,总产出的增长随着人口整张而下降,也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逐步下降效应(diminishing return)。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其他资源都是相对难以获得线性扩张的。因此在人口线性增长的情况下,总体产出是以减速增长的,人均收入实际上会下降。

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影响到生育率的变化:当人口增长的时候,人均收入下降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出生率降低,因此总人口降低,最终回到均衡状态。相反情况亦是如此,当战争等战争疾病等因素导致死亡率提高,人均收入增长带来出生人口出生率的提高,最终要使人口数增加回到均衡状态。

但我们不禁要问1800年以后工业革命为什么可以带来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这一切的原因要归因于技术的进步最终超越了人口增加的速度和人均收入降低的速度。在1800年以前人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最终会被人口增长所吞噬。因为技术增长的速度比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1800年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的速度,要显著高于人类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人均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这一发现改变了许多关于1800年以前世界的新年。许多古代政治学者相信,在古代世界,好的政府应该努力促进社会稳定,促进人民福利的增长。但马尔萨斯模型告诉我们,这一切无益于人均福利的增长。因为稳定的社会会带来出生率的提高,人口总数的增长最终会抹去短期生活水平的进步。而我们所说的坏的社会,比如经常发生战争、疾病的社会,反而会因为增加了死亡率,而提高了人均收益。

第二个反直觉的印象是关于古代生活水平的判断。我们通常认为古代人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条件比现代远为严重。我们对古代社会的印象往往来自于社会精英对其所进行的描述,而精英们所过的生活与普通非熟练技术工人所做的生活是相差甚远的。

《宪法学讲义》宪政是什么

在作者张千帆看来,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是宪政问题。以作者开篇谈到的三农问题为例,中国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土地自由交易和流转户籍制度,制造了城乡隔阂并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计划生育以及农村治理模式的问题,都是使农民长期陷入贫困、三农问题难以能解决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些直接原因背后,是宪法所规定的农民基本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和实施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宪政的?宪政就是宪法政治是将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想状态,他要求政治权力在宪法的框架之下运行,而要理解宪政,必须首先理解宪法。

宪法和普通法律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宪法是授权性质的,普通法律更多是规定公民的义务,而宪法是社会公民权利,并防止法律对公民的自由进行过分控制。

其次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基本法和社会契约基本法在于,他只关心对公民生活产生最重要的基本权利,比如宗教信仰,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对政治参与权利的重视等等。

第三,宪法是相对稳定的,宪法区别于普通法律,还在于它的修改和制定程序,要更为严格。但宪法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美国宪法为例,才200多年时间里,其修宪条款只有27条,但其内涵一直为最高法院的解释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

第四,宪法是公法而不是魔法,公法即意味着它是基本法,但并不是所有其他法律产生源头。宪法学就是研究宪法的学问,他并不打算对宪法内容进行价值评判。而主要进行客观与中立的解释和阐述宪法中的价值。

宪法包含了许多基本价值和原则,首先是法治与分权。法治与我们传统中的德治、人治不同,靠的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强调的不是政府官员对自我的道德约束,而是人民对官员的控制,与官员之间的相互控制。分权是要求各个权力之间相互独立,以实现相互制约和有效制衡。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民主,正是因为人治和德治是不可靠的,所以才要通过制度让别人而非自己来约束自己,这其中最重要的约束是人民对立法者的约束。

第三个原则是自由,个人权利要得到保障必须分权。个人权利在政府面前总是显得过分弱小,因而需要分解政府的权力,公民可以用司法机构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到行政机构的侵犯,又可以利用司法审查机构,保证其宪政权利,不受到立法机构的侵犯。

第四个原则是中央与地方的合法化。联邦主义的精髓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通过宪法充分保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而地方政府与选民关系最为直接,可以保证,地方政府,是直接服从并有效服务于当地民众。

宪政最重要的措施第一司法审查,第二是分权。其中分权又包含在政府机构之内的横向分权和总想分权。横向分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立制。纵向分权则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

司法审查是法院和司法性质的机构对政府行为的审查,包括对立法与行政行为的审查,为了使权力机关的运行纳入到宪法之下,司法审查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法律便可以公然为反宪法。要审查立法的合法性和合宪性,就必须要授予某种司法性质的独立机构,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力。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缠绕数千年的问题。中国历代以来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中央行政不能覆盖庞大的地域,因此给地方分权和多元留下了许多空间。然而中央和地方分权从来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上,地方的权力都是来自中央的授权,中央可以随时收回。于此相对,联邦国家如美国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写进宪法。两个政府管控的范围各不相同,联邦不能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只能通过经济手段等方式提供额外激励。

直接中央集权制度就与计划经济一样,中央不可能及时了解地方的动态,因而所制定的政策、法律法规也不可能及时反应和解决地方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中央集权的结果是地方与中央在反复拉锯中寻找权力的平衡,中央政府总提示不信任地方重负的,地方政府虽然有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但仅仅限定在省一级使用。

中国中央集权的另一个表现在财政制度,中央通过控制地方财政权力,控制地方政府。财政是地方和中央政府运作的基金。历史上中国的税收权力一直集中于中央,地方税法体系非常不发达,改革开放之后,中央财政实行渐进式的分权改革,实行财政大包干制度,即确定地方上缴人物或补助数额的绝对数值,并保持数年不变,其他资源收归地方支配。这样实际上带来了所谓的中央地方倒挂的问题。

94年实行分税制。中国分设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管理机构。改革后的税法立法权和政策制定权集中于中央,中央控制了地方税收的制度,制定权解释权,税目的决定权和税率调整权,地方仅负责税收的征收。94年分税制本意是一场分权改革,但结果却是一场集权改革,相对于各级地方中央税收比重明显提高,而绝大部分公共职能由地方承担,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匹配。中央向地方转移部分资金,但转移部分只能用于专项开出开支,不能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一般性开支。地方政府为获得资金,必须“跑部钱进”,“土地财政”的现象便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收入设立各种社税收项目,导致乱收费的问题。

中央集权而地方缺乏自治造成了许多问题。中央政府为了激励地方官员制定考核目标,作为选拔升迁的标准,中央政府无法实时了解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地方政府便有操纵考核指标的空间。同时,由于政府分权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为获得权力便只能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比如关系,人情和贿赂等方式获得中央批准。而有时中央政策和地方官员和政府的利益相冲突,便可能遭到各级推诿和层层抵制,导致中央政府的政令难以推行。

在作者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承认中央权力是有限的,中央权力并非无处不在,而是应该限于对全国治理的必要范围内。第二中央要分配事权就必须配备相应的财政资源,否则地方政府为执行中央任务而入不敷出,丧失自理能力。第三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础是地方人民的民主自治。通过地方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来保证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性。最后,还必须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法治化提供适当的保障机制。特别是建立司法性质的独立审查。只有通过建立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才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保障公民在基本权利。

作为在美国的海外华人留学生,很多人思考未来究竟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的时候,出发点都是从经济和职业发展的角度,而缺乏对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考察。我想这主要来自三个原因,第一是作为海外留学生经济状况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发展帮我们解锁了一系列资源,让我们产生了生活富足,而其他隐形需求居于次要的感觉。第二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中的种种不公、法制缺乏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现象缺少设身处地的体验,因而容易忽略这些隐性需求对于维持正常公民生活的影响。第三,生活在美国社会,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往往下意识的认为这种设定会得到延续。《宪法学讲义》这本书最重要的作用或许是指出,宪政体系保障的公民权利对我们的重要性何在。

《集装箱改变世界》全球化的基础设施

集装箱与全球化

经过40多年的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变成了全球化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集装箱运输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标准化集装箱尺寸,并将这种尺寸用于运输行业的各个环节,自动化原来需要繁重手工劳动的环节大大提升了运输的效率。集装箱运输在实现便捷的全球化运输的大大降低了物资运输的成本,同时节省了运输时间。

得益于此,依赖于全球生产制造和消费的各个行业得以建立高效的物流体系。这其中又以制造行业的即时生产最为著名。所谓即时生产,即使通过建立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和原材料运输体系,以最大程度的压缩库存,从而达到及时生产,及时运输的目的。即时生产的建立,完全得益于全球范围内的高效物流体系。因为这一体系的高效便捷和准时等特性,企业得以降低库存成本,提高生产周转效率。

全球物流体系的建立,还促进了国际化的分工。制造行业得以将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加以拆分,并按照最优的原则将它们分配在世界各地,比如将劳动密集的环节放在公司较低的国家,同时从原材料较便宜的地方进货,再通过高效的运输网络,将它们运往下一个生产或者消费的国家。

传统运输行业

在集装箱运输诞生以前,传统的运输行业效率较为低下。运输成本占据了整个生产销售环节中很大比例。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运输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运输的物资不得不被反复的打包和拆卸,这其中的手工环节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以码头工人为例,他们主要负责将陆路运输的货物搬运上轮船。码头工人的工作受到运输行业季节性的影响十分严重,他们结成工会和雇主谈判,从而争取到更好的福利,但整个行业生产效率并未提高,导致总体成本越来越高。

码头工人联合会对任何可能提供提高工作效率但威胁到工人工作时间的改进都非常的保守。因为担心集装箱会抢走工人们的劳动机会,他们积极反对集装箱在行业的推广。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标准,货物在码头运输过程中经常被盗。

统一标准的艰难过程

运输行业的一些先驱看出,运输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使用类似的集装箱盒子,并减少在转运过程中需要手工参与的拆卸和打包工作。但集装箱标准的统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其中涉及到许多相关的利益方。

缺乏统一标准,对整个运输行业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以航运公司为例,每家航运公司都采取自己独特的标准,但也因此无法运输其他的集装箱,并且必须在码头和货船上设置自己专用的起重机,以装卸尺寸独特的集装箱,这是较大的投入。另一方面他们的顾虑在于,一旦统一标准,如果未能采用自家标准,前期投入改进和采购集装箱的投资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两个政府机构,美国海事管理局和美国军方同样希望统一集装箱标准,对海事管理局来说,轮船公司大量使用还是管理局的补贴进行造船,如果公司破产,而船只有,不能用于其他公司集装箱的运输,则它们的抵押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美国军方希望统一集装箱标准,如此以来当战时需要征用民船时,就能够避免,因为不兼容的集装箱运的系统给后勤补给带来的困难。

运输行业还有两个关键的参与方,即火车货运公司和卡车货运公司。火车运输公司的优势在于长距离运送大重量的货物,而卡车运输公司的优势在于在短途内灵活的将货物送达各地。

卡车运输公司支持使用统一的集装箱标准,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运送各家公司的货物同时如果能减少码头上转移的时间,则卡车有更多时间在陆上运输,而不是在码头等待,从而提高了运营效率。

20世纪50年代晚期,火车货运公司发展出了平板式托运列车。即将卡车的拖车卸下并运载至平板列车上,然后经由铁路运往目的地,再在目的地将其与车头拼接,完成剩下的运输。火车公司从这种平板运输业务中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他们担心集装箱带来的优势将减少对于铁路货运容量的需求,降低他们的利润。

集装箱的标准化,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确定集装箱的统一尺寸,第二是确定集装箱的统一构造。经过反复的讨论,主流集装箱的尺寸被确定为20英尺和40英尺。

使用和推广集装箱,最激烈的反对者莫过于码头工人联合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码头管理方和货运方进行谈判,以阻止集装箱业务的推进,同时为自身争取更优厚的待遇。

产业发展的历程

集装箱业务推广的先驱是马尔科姆麦克莱恩。他以卡车运输起家,通过各种高风险的金融手段,逐步将业务扩展至航运。他敏锐的意识到,集装箱运输将能够极大的降低运输成本,同时在努力说服各方使用标准化的集装箱运输。迈克兰创建的海陆联运轮船公司是最先提供标准化集装箱运输业务,并全力押注其中向未来的公司。

越南战争是麦克兰证明集装箱运输可能带来巨大收益和效率的一个舞台。在越南战争初期,美军在越南的行动被糟糕的后勤补给所拖累,这一方面是因为越南港口条件非常差,缺乏停泊大型船只的港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军的战时后勤补给,大量依靠商用船队缺乏统一的组织。

在考察越南港口的货运情况之后,迈克兰决定和美国军方签订一份高风险但也高收益的合同。麦克兰的公司需要负责金兰湾的码头,装配起重机,把车辆和设备从菲律宾,运到越南港口建造卡车战场同时承担所有这些活动的风险。事实证明集装箱运输极大的缓解了美军在越战后期的补给压力,到1970年美军有一半物资使用集装箱运输,而原有的后勤补给系统,也被大力改革,以便更好的利用集装箱货运。

产业经济的启示

集装箱产业是规模经济的代表,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当经济规模上升时成本得到下降。对集装箱运输行业来说,单次运输的集装箱越多,平均货物成本便越低。

集装箱运输行业的规模效应,还体现在随着航运船只越来越大,班次停靠的总体成本也越来越大,因此,大型的集装箱货运船只只选择停靠在最必须最顶级的港口,而像其他港口运输,则依靠支线或能完成。

集装箱产业也是极度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建造巨大规模的集装箱货船需要非常大的投资。并且,参与各方必须积极紧跟竞争对手的步伐,一旦竞争对手在航线中投入新的成本更低的货船,便必须跟进,否则无法参与竞争。

除了集装箱货运船只,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大笔资金,比如,建立适合集装箱货运船只的大型港口和起重机械。货运公司往往无力独自完成这些,只好和码头港口合作采用借贷或者租赁的形式,租用码头和起重机,但如此一来便形成了较高的固定成本。航运公司必须负担较高的贷款利息和租金,使他们无法像传统散运船只那样通过将船只停靠在港口降低成本。他必须使船只尽可能多的在海上运输,以获得收益平衡成本。

密集的资本投入和对现金流的巨大依赖导致集装箱运输行业对风险的抵抗能力较差。当全球货运量因为政治或者季节性原因出现下降的时候,集装箱运输公司便可能因为无法获得足够收益而出现亏损。

集装箱运输极大的改变了港口地理的状况,许多港口城市,因为未能及时跟上集装箱货运发展的变革,而逐渐被淘汰另外一些城市,因为超前的眼光及时的投资,或者能够及时解决码头工人等政治问题而获得崛起的机会。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纽约港的衰落和纽华克以及新泽西港的兴起。前者因为未能解决码头工人工资的问题,而逐步衰落,后者则通过投资集装箱,货运的基础设施,而获得更大的业务份额。同样的故事在美国东海岸也在不断上演,比如旧金山港的衰落和下图,塔科马港的崛起便是极好的印证。

在整个集装箱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见识到了,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比如码头工人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阻碍集装箱业务在港口的推进。比如洲际运输委员会通过各种方式限制火车和轮船,以及汽车公司实现联运,并在铁路运输中实行各种价格管制。这些管制只有等到铁路公司大规模破产之后才逐渐被清除。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自由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有人受益就会有人受损,比如码头工人工作时间缩短,10年以内减少了75%。

阅读这本书时,我常常想起另一本书全球猎身,如果说集装箱是运输行业的全球化,那猎身便是人的全球化,所不同的是运输行业将整个生产制造过程加以分散,而全球猎身浙江人才到生产和消费的源头去,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服务和制造行业的不同性质造成的。

这本书提供了许多运输行业的细节,比如他是我看到一个行业,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受的重重阻力,以及参与各方各自的利益博弈,当然还有先驱人物们不断为愿景而奋斗的令人激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