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国经济改革的缩影

《跨越边界的社区》是作者项飚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的调查报告。这本书阅读起来常常有细节过多概总结过少的感觉。这本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顺序,按照松散的主题组织的。除了在序言和最后的章节对主题进行提炼,作者基本上是在对他长达六年的观察进行直接描述而鲜少,你甚至可以在书中看到大段大段直接的人物对话。

在第二版修订期间,项飚曾经大量删去文中的细节。因为他感到当年写作这本书时因为缺少明确的理论框架才不得已在书中填充大量细节。但在第三版中,作者又恢复了这些细节。也许时间使他的想法发生可变化,因为认为这些细节是对浙江村这段历史的珍贵记录,不必因为理论的缺乏而忽略他们的历史价值。

所谓浙江村,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商人(以温州人为主)自发在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形成的聚居区。浙江村地处城乡结合部,鼎盛期时外来人口多达十万人。浙江村人在此租房而居,以服装生产和零售为主。浙江村崛起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处,又地处城市管理的边缘,浙江村人因此得以利用政策空白和空隙推进他们的服装生意,但也因为缺乏治理而存在脏乱差和社会治安混乱的问题,这也为后来的多次大清理埋下了伏笔。

项飚在这本书中描述了浙江村从发展到繁荣最后衰退的历史。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市场从被国有正规经济垄断到向非正规经济开放,资源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向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转移。浙江村的崛起也是中国非正式经济组织繁荣的典型代表。从原材料交易、市场拓展、生产组织、工人培训、资金筹措到处理政府关系,浙江村人都是依靠非正式的方式和渠道来运作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现代化和资本集中化,浙江村原本平铺的生产结构被垂直整合,产业集中的同时门槛也不断变高。而随着2018年通过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计划,浙江村所在的大红门服装市场因为属于低附加值产业,被列入整体清理的名单之中。浙江村在北京的历史也将逐渐落幕。

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近四十年经济改革的缩影。浙江村是作为一个非正式经济崛起的:所谓的非正规经济是相对于正规经济而言的。在浙江村起步之时,中国经济只有国营的正规经济,私营部门甚至尚未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无论是商业环境还是监管体系都尚未形成,政府和民间都处于探索之中。正是在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里,浙江村人得以有效利用各种政策的空白和监管的薄弱蓬勃的发展起来。

浙江村经济的非正规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常常赞扬温州人有“企业家精神”,其实浙江村的服装生产更多的是依靠宗族和同乡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家庭作坊。其中发展较好的群体则建造大院来聚拢自己的亲友,这些人逐渐成长为浙江村里的“大人物”。他们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广大的亲友圈和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成为浙江村实际上的领导者。他们既作为小商贩的保护者,也作为冲突的协调者和纠纷的裁决者。更典型的非正规渠道还体现在金融方面。比如早期浙江村人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周转主要依靠亲友集资来解决。

这种依靠亲友、同乡形成的社区是常见的中国和华人社会组织形式。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当中提到过早期唐人街也是依靠此类形式组织发展而来,比如依靠“堂会”的形式进行民间融资,依靠各“堂”的主要领导来主持社区内的正义。本质来说,他们依然是传统的熟人社会。

浙江村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商业环境成熟的结果,但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总是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首先是对浙江村的驱逐和排挤。政府在早期将浙江村视为治安问题的根源而使用暴力驱赶,到后来则变成了使用行政手段设立门槛将他们排除在外,比如设立医疗和就学的各种门槛。其次是通过土地政策逐渐提高商业门槛。因为浙江村的贸易活动,大红门的土地得以增值,政府也因此获得大量的税收。但政府反过来用这些税收进行征地和投资,将土地加价转租给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浙江人反而被排除在外。

可以说,浙江村经济的正规化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强力政策的结果。民间团体相对于政府力量过于薄弱,浙江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自身的策略以迎合政府。甚至新一代的大人物也改变了自身策略:以赢得政府认可为主要目标而不是获得社区支持为主要目标,以获得政府认可而获得权威而不是通过在社区中的影响力获得权威。

项飚认为,浙江村在正规化的过程里出现了普遍的分割攫取的模式。所谓的分割攫取就是强势组织通过对于弱势组织的组织优势而攫取剩余价值。政府通过推高土地成本挤走浙江村的个体户,通过户口政策排除农民工获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手段,甚至更早年代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农产品等方式转移农业利润的做法都可算是分割攫取的典型政策。

浙江村人是在体制的空间之中寻找机会,勇于进取的代表。他们并不必然是人群中的精英,有时候甚至是在老家走投无路才会选择出走,但他们一定是勇于突破的代表。他们善于在体制的缝隙之中寻找机会,经过奋斗,他们在经济上甚至比当地人更为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体制行事,他们对于社会图示的想象更接近于事实,也不会为体制本身所束缚。这种灵活的精神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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