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瑞德戴蒙得在他的著名作品《枪炮,钢铁,病菌》主要探讨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不平均的根源何在。在前现代社会,为什么有的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已经上千年,而有的社会仍然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戴蒙得发现,自然禀赋的差异是造成社会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他的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可驯化的粮食植物、家禽以及牧畜的自然分布直接决定了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也就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差异。

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家畜都已经在全球普遍种植、饲养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平等的确实似乎并没有减小,甚至有加大的趋势。甚至许多受到站火摧毁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领先的国家。这其中的关键秘密在于何处呢?托马斯索维尔在《经济学思维的思维方式》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概述。

总的来说,索维尔将这些因素分为三类:地理因素,文化因素还有人口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技术进步又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变量。

地理因素主要指各个国家地区的自然禀赋。比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直接影响农业收获,大型役畜的分布影响了农业活动的效率以及在陆地进行商品交换的成本。甚至地理位置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光照、降水等因素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其中最具有经济学意味的因素是适合大型运输的河流的分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水上的运输成本要远远低于陆地的运输成本,所以一个国家是否具有适合运输的大型河流、是否具有适合从事航洋运输的海岸线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贸易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达的现代城市都分布在海岸线周围。

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和开放程度之上。对文化因素的讨论比较复杂,尤其容易陷入文化优劣的争论当中,因此作者仅仅提供一些经济学的视点,比如人力资本本身除了一个国家普通工人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还关系到消费、储蓄等习惯。作者列绝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温带国家的工人相比热带国家更容易成功。作者认为,气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温带进行农业耕作更加苦难和不可预测,因此这里的人们相对于热带地区的人们更加保守、谨慎和重视合作,他们为未来进行投资储蓄的习惯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

文化的开放程度则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及时吸纳其他国家先进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从开放走向封闭也是一个社会从进步走向落后的过程,这在前现代社会是被反复证明的结论。在现代社会,我们可用来衡量技术和知识交流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翻译外国书籍的数量。在文化因素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迁徙到其他地方的华人、犹太人、以及印度人都取得了比本土更大的成功,比如迁徙到马拉西亚、印尼等地的华人。很难说他们的文化观念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之下,他们得以发挥自身在经济领域的潜力。

制度性的因素也是文化因素的一部分。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诚信指数越高则约可能造就经济成功,因为这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我们经常讨论政府的腐败对经济的伤害,除了推高经济成本,这样的腐败还会抑制人们的潜力得以发挥。有能力的人无法获得与之相配的机会,积累之下就会造成整个社会潜力的浪费。

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马尔萨斯曾经作出预言认为食物无法跟上人类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一定会爆发大饥荒从而使人口数量回退。人类历史上很多大饥荒被当做验证这一预言的例子,但是在近代社会粮食生产工极大丰富、运输便利的情况之下,发生大饥荒主要还是认为的因素。

当然,并不是说拥有了这些因素就会必然获得经济成功,现实世界中这些因素的组合顺序甚至是时间顺序都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又通常在不断改变这些因素的比重,比如技术进步才使得原来无法被有效利用的土地被好好利用,原来无法开采你的矿藏被开采出来。

总的来说,全球发展不平等的原因当然远远比这些因素要复杂,索维尔这层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和戴蒙结论的直接对比。那些在前现代社会重要的因素:粮食植物、牧畜的分布到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另一些因素变得更加显著起来,比如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在提醒我们,抛开先天的禀赋,经济的成功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投资长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是一个国家和群体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