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国经济改革的缩影

《跨越边界的社区》是作者项飚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的调查报告。这本书阅读起来常常有细节过多概总结过少的感觉。这本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顺序,按照松散的主题组织的。除了在序言和最后的章节对主题进行提炼,作者基本上是在对他长达六年的观察进行直接描述而鲜少,你甚至可以在书中看到大段大段直接的人物对话。

在第二版修订期间,项飚曾经大量删去文中的细节。因为他感到当年写作这本书时因为缺少明确的理论框架才不得已在书中填充大量细节。但在第三版中,作者又恢复了这些细节。也许时间使他的想法发生可变化,因为认为这些细节是对浙江村这段历史的珍贵记录,不必因为理论的缺乏而忽略他们的历史价值。

所谓浙江村,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商人(以温州人为主)自发在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形成的聚居区。浙江村地处城乡结合部,鼎盛期时外来人口多达十万人。浙江村人在此租房而居,以服装生产和零售为主。浙江村崛起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处,又地处城市管理的边缘,浙江村人因此得以利用政策空白和空隙推进他们的服装生意,但也因为缺乏治理而存在脏乱差和社会治安混乱的问题,这也为后来的多次大清理埋下了伏笔。

项飚在这本书中描述了浙江村从发展到繁荣最后衰退的历史。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市场从被国有正规经济垄断到向非正规经济开放,资源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向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转移。浙江村的崛起也是中国非正式经济组织繁荣的典型代表。从原材料交易、市场拓展、生产组织、工人培训、资金筹措到处理政府关系,浙江村人都是依靠非正式的方式和渠道来运作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现代化和资本集中化,浙江村原本平铺的生产结构被垂直整合,产业集中的同时门槛也不断变高。而随着2018年通过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计划,浙江村所在的大红门服装市场因为属于低附加值产业,被列入整体清理的名单之中。浙江村在北京的历史也将逐渐落幕。

浙江村的发展是中国近四十年经济改革的缩影。浙江村是作为一个非正式经济崛起的:所谓的非正规经济是相对于正规经济而言的。在浙江村起步之时,中国经济只有国营的正规经济,私营部门甚至尚未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无论是商业环境还是监管体系都尚未形成,政府和民间都处于探索之中。正是在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里,浙江村人得以有效利用各种政策的空白和监管的薄弱蓬勃的发展起来。

浙江村经济的非正规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常常赞扬温州人有“企业家精神”,其实浙江村的服装生产更多的是依靠宗族和同乡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家庭作坊。其中发展较好的群体则建造大院来聚拢自己的亲友,这些人逐渐成长为浙江村里的“大人物”。他们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广大的亲友圈和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成为浙江村实际上的领导者。他们既作为小商贩的保护者,也作为冲突的协调者和纠纷的裁决者。更典型的非正规渠道还体现在金融方面。比如早期浙江村人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周转主要依靠亲友集资来解决。

这种依靠亲友、同乡形成的社区是常见的中国和华人社会组织形式。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当中提到过早期唐人街也是依靠此类形式组织发展而来,比如依靠“堂会”的形式进行民间融资,依靠各“堂”的主要领导来主持社区内的正义。本质来说,他们依然是传统的熟人社会。

浙江村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商业环境成熟的结果,但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总是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首先是对浙江村的驱逐和排挤。政府在早期将浙江村视为治安问题的根源而使用暴力驱赶,到后来则变成了使用行政手段设立门槛将他们排除在外,比如设立医疗和就学的各种门槛。其次是通过土地政策逐渐提高商业门槛。因为浙江村的贸易活动,大红门的土地得以增值,政府也因此获得大量的税收。但政府反过来用这些税收进行征地和投资,将土地加价转租给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浙江人反而被排除在外。

可以说,浙江村经济的正规化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强力政策的结果。民间团体相对于政府力量过于薄弱,浙江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自身的策略以迎合政府。甚至新一代的大人物也改变了自身策略:以赢得政府认可为主要目标而不是获得社区支持为主要目标,以获得政府认可而获得权威而不是通过在社区中的影响力获得权威。

项飚认为,浙江村在正规化的过程里出现了普遍的分割攫取的模式。所谓的分割攫取就是强势组织通过对于弱势组织的组织优势而攫取剩余价值。政府通过推高土地成本挤走浙江村的个体户,通过户口政策排除农民工获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手段,甚至更早年代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农产品等方式转移农业利润的做法都可算是分割攫取的典型政策。

浙江村人是在体制的空间之中寻找机会,勇于进取的代表。他们并不必然是人群中的精英,有时候甚至是在老家走投无路才会选择出走,但他们一定是勇于突破的代表。他们善于在体制的缝隙之中寻找机会,经过奋斗,他们在经济上甚至比当地人更为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体制行事,他们对于社会图示的想象更接近于事实,也不会为体制本身所束缚。这种灵活的精神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美国种族简史》The Story of US

移民美国的热潮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从未中断过,但在今天,移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与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大为不同。他们很少是因为在祖国受到宗教迫害或经济奴役来到美国,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交通运输的便捷,移民们来到美国的过程不再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而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前代移民们建立的同乡网络,移民在异乡生活的起点远高于从前。另一方面,种族歧视的退潮意味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从各方面来说,移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

然而现实是根植于历史当中的,这一点在移民历史上尤其明显。美国各个种族的现状不仅是他们在各自祖国历史的延续,也是他们在美国移民历史的延续。如果不了解移民们的历史就无法准确把握他们的现状,更不要说找出现象背后的关联以期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指导。另一方面,移民和种族也许是偏见最为深厚的领域,除非我们愿意更近距离地观察移民问题,这些偏见将会更长时间占据我们的头脑。《美国种族简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近距离审视美国各个主要种族和他们的移民历史。

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甚至称它是民族大熔炉。如果不假深思,这样的说法往往会产生误导。它似乎暗示美国是移民的天堂,是各民族融洽相处的乐土。但实际上,无论是来到美国的方式还是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早期移民们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差异巨大。黑人从十七世纪就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但是直到1863年美国正式废除奴隶制之后他们才作为自由人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大部分是在1880年到1920年间因为宗教和人身迫害而到达美国,爱尔兰人则是主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间举家逃离爱尔兰的残酷生活到达美国。

移民们进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从来都不能称为一帆风顺。除了旅程本身的高死亡率,初到美国的他们都必须想办法维持生计,缺少资本的他们大都依靠体力劳动、小商业或者农业为生。在融入美国的过程里,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甚至是制度性的公开歧视,比如限制华人劳动获得公民身份,银行信贷,甚至是从国内接来家人团聚的歧视性政策。

这种公开进行种族歧视的状况到今天才稍微好转,但是种族歧视、刻板印象仍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当中。然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又使移民们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成功和繁荣。他们免受在祖国遭受到的各种迫害。通过努力奋斗,各个民族总是能获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又使得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为自己民族的权益作斗争而更少担心政治上报复。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美国移民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是各个民族取得进步的历程,即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变化。总体来说,所有种族当下的处境都比他们刚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要好得多,但是不同民族进步的程度有差异,而找出不同民族进步差异的原因是这个主题中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倘若我们不能找出民族进步的真正因素,就无法正确的提倡和鼓励这些因素;倘若我们将进步或者落后归因于错误的因素,我们就可能会将公共舆论和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样的错误不仅可能误导我们的认知,更会阻碍移民们未来的发展。

然而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衡量和比较各个民族进步程度本身就是已经困难的事情。各个民族来到美国的时间并不一样,例如黑人虽然可以称为最古老的的美国公民,但真正进入美国社会的历程是在1863年废除奴隶制度之后才开始的。另一方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容易将因果分析和道义分析混淆。所谓因果分析即是寻求这些差异和现象背后的的原因,而道义分析则更多的诉诸于道德和情感,将民族的现状归咎于历史上所经受的苦难以及当下社会的歧视。

我们当然不应忽略歧视性政策对移民们造成的苦难。比如美国在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大大限制了华人移民来到美国的数量。这导致滞留在美国的男性华人劳动无法将他们在中国的配偶接到美国,而早期华人移民性群体以男性为主,很多男性劳工终身也无法找到配偶。

奴役性和歧视性的制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特性。生活在英格兰奴役之下的爱尔兰农民和生活在白人奴役之下的美国黑人经常被认为是懒惰的种族。这种认识有多少是来自统治一方刻意污名化的打压难以衡量。但如果观察他们劳动的制度就会发现,奴役制度的设计使他们额外劳动的收获都归奴隶主所有。这种制度使他们在经济上逐渐失去积极性和进取心。这样的经济性的压迫甚至比政治歧视更能够摧毁一个民族。很难说所谓懒惰特性的形成不是出于这种歧视制度经年累月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苦难深重,很多民族却仍可以克服重重阻碍,在短时间内获得社会地位的跃迁,并赢得其他族群的广泛尊重。

移民种族之中,在经济进步上表现较为出色的当属犹太人、美籍日本人还有美籍华人。这些民族的初代移民由于缺乏资本和技能只能依靠手工和体力劳动维持生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格外重视认知和自身的提高。他们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受教育的年限高出全美的平均水平。毕业之后,他们也大都选择在在应用性较强的领域扎根。教育固然不是成功的必须因素,比如初代移民并无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却仍可以取得成功,但很难说对教育的重视不是这些民族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在政治上表现较为出色应当属于爱尔兰人。他们只用了四代人的时间就将自己的族裔送上了最高层的政治舞台:美国总统肯尼迪家族即是爱尔兰后裔。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组织和动员族裔和基层民众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们长期对于遣词造句、表达能力的重视。

爱尔兰人在于英格兰进行多面战争之后被征服和奴役,这样受到压迫的生活培养了他们通过非正式渠道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力,而苦难的历史又造就了他们格外强烈的集体意识。他们一方面擅长于团结和组织自己人数众多的族裔,另一方面在获得权力之后不断将自己的族人拉入网络,而出色的表达能力、个人魅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领袖天然适合政治的舞台。

我们很容易看出,各个民族本身价值观念、行事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经济学上使用“人文资本”来描述这些内嵌于民族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头。正是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不同的民族在面对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竞争,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态度完全不同。

但除了文化或者人文资本的差异,歧视是造成进步差异的另一个原因吗?歧视这个词不论在中文语境还是在英文语境里都有多重含义。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它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收入和社会接纳等方面由于社会其他各界的行为和态度造成的落后。

我们谈论民族歧视的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是把对民族的歧视和对个人的歧视混为一谈。一个种族是否受到歧视,是要看这个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被误判或者被付给低薪水。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受教育水平本身偏低,专业技能也相对缺乏,那么他们的平均低工资更多是市场自然调节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歧视而产生的低估和误判。这种经济上的差别待遇是个体层面的歧视而非对种族的启示。如果我们将工资收入和教育年限、专业熟练程度等关联起来,就会发现,种族之间的差异也许不再是一个显著的因素。但很显然,将这种差异归结于社会的歧视是更能调动情绪的说法。

《美国种族简史》是托马斯索维尔更为人们熟知的一部作品。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是对于移民问题的简介,中间的主干部分是对各个民族移民历史和现状的简要浏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对这些移民问题中的诸多现象加以讨论。

索维尔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澄清了很多关于种族问题的误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作者或许出于可读性的考虑在材料上的选择和论述深度上的控制。比如在论述美国黑人历史的时候,作者笼统的将黑人群体分为美国本土黑人和西印度群岛,即加勒比地区黑人,但黑人群体内部的分类要远远比这多样。再比如,作者很少提及移民过程程本身的筛选作用: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美国的移民群体本身具有怎样的特征?

国际间经济差异

贾瑞德戴蒙得在他的著名作品《枪炮,钢铁,病菌》主要探讨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不平均的根源何在。在前现代社会,为什么有的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已经上千年,而有的社会仍然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戴蒙得发现,自然禀赋的差异是造成社会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他的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可驯化的粮食植物、家禽以及牧畜的自然分布直接决定了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也就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差异。

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家畜都已经在全球普遍种植、饲养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平等的确实似乎并没有减小,甚至有加大的趋势。甚至许多受到站火摧毁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领先的国家。这其中的关键秘密在于何处呢?托马斯索维尔在《经济学思维的思维方式》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概述。

总的来说,索维尔将这些因素分为三类:地理因素,文化因素还有人口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技术进步又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变量。

地理因素主要指各个国家地区的自然禀赋。比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直接影响农业收获,大型役畜的分布影响了农业活动的效率以及在陆地进行商品交换的成本。甚至地理位置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光照、降水等因素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其中最具有经济学意味的因素是适合大型运输的河流的分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水上的运输成本要远远低于陆地的运输成本,所以一个国家是否具有适合运输的大型河流、是否具有适合从事航洋运输的海岸线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贸易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达的现代城市都分布在海岸线周围。

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和开放程度之上。对文化因素的讨论比较复杂,尤其容易陷入文化优劣的争论当中,因此作者仅仅提供一些经济学的视点,比如人力资本本身除了一个国家普通工人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还关系到消费、储蓄等习惯。作者列绝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温带国家的工人相比热带国家更容易成功。作者认为,气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温带进行农业耕作更加苦难和不可预测,因此这里的人们相对于热带地区的人们更加保守、谨慎和重视合作,他们为未来进行投资储蓄的习惯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

文化的开放程度则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及时吸纳其他国家先进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从开放走向封闭也是一个社会从进步走向落后的过程,这在前现代社会是被反复证明的结论。在现代社会,我们可用来衡量技术和知识交流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翻译外国书籍的数量。在文化因素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迁徙到其他地方的华人、犹太人、以及印度人都取得了比本土更大的成功,比如迁徙到马拉西亚、印尼等地的华人。很难说他们的文化观念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之下,他们得以发挥自身在经济领域的潜力。

制度性的因素也是文化因素的一部分。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诚信指数越高则约可能造就经济成功,因为这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我们经常讨论政府的腐败对经济的伤害,除了推高经济成本,这样的腐败还会抑制人们的潜力得以发挥。有能力的人无法获得与之相配的机会,积累之下就会造成整个社会潜力的浪费。

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马尔萨斯曾经作出预言认为食物无法跟上人类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一定会爆发大饥荒从而使人口数量回退。人类历史上很多大饥荒被当做验证这一预言的例子,但是在近代社会粮食生产工极大丰富、运输便利的情况之下,发生大饥荒主要还是认为的因素。

当然,并不是说拥有了这些因素就会必然获得经济成功,现实世界中这些因素的组合顺序甚至是时间顺序都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又通常在不断改变这些因素的比重,比如技术进步才使得原来无法被有效利用的土地被好好利用,原来无法开采你的矿藏被开采出来。

总的来说,全球发展不平等的原因当然远远比这些因素要复杂,索维尔这层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和戴蒙结论的直接对比。那些在前现代社会重要的因素:粮食植物、牧畜的分布到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另一些因素变得更加显著起来,比如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在提醒我们,抛开先天的禀赋,经济的成功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投资长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是一个国家和群体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Leadership Case Study: Strength the Company Culture in Q&A Session

Starting from this post, I will start with a series of articles about leadership skills learned from people around me as I found it is an effective way of learning leadership skills. All examples will come from my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questions will be grouped based on the topic or the situation.

Question: What’s your most unforgettable moment in 2019?

The leaders should take each opportunity to motivate and inspiring the employee.

  • How was the question answered?

Tony started with the wins of 2019, say new product lunch, become market leader, etc, all about the great progress the company made in 2019. Then he turned to the difficult moment in 2019, he highlighted that lot’s of people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together to solve these touch problems.Then he pivot the topic to: we cannot control our customer, but we can choose to be great. He named a few examples(male and female one for each) and stressed that these people made great achievement because they wanted to be great. He then concluded that we can choose to be great.

  • Learning

Tony first highlighted the wins, in the mean time, he identified the culture element that made us through the highlights and lowlights, and he ask us to keep working on these elements.

Question: in one year if you search XX(company name) in google, what do you wish to see?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topic, the leaders should take each opportunity to stress the important values that we hold: focus on the income metrics not the outcome metrics.

  • How was the question answered?

This is a prompt question, and Tony talked about some fillers on the very beginning. Then he mentioned that he would like to see the stories about the impact we make to our customer, to the local merchants. He also mentioned that he didn’t want to see the valuation, market share, etc. He said these are the outcome metrics that we can’t control,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serving our customers.

  • Learning

Highlight the real important things that lead to your success, and pivot the team’s attention for chasing the outcomes.

Question: There has been ongoing negative sentiment in the industry about the gig economy startups,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success. Many companies in that space have not been able to keep up the industry expectations after they went public.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at and what is our action plan to stay successful? How should we stay motivated ourselves that we are not hea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ose others?

  • How was the question answered?

Tony started with the setting the ton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any bad things of other companies, but don’t buy in everything on the press. Then he agreed that as a company, we will be inevitably measured by the outcomes: the growth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business bing the two most critical metrics.

He acknowledged that it is very hard to achieve both growth and profitability, but we are rewarded only by doing hard things. Then he highlighted a few critical things about achieving growth and profitability: being creative in growth, and being discipline in budgeting. He shared a few examples about creating growth without spending lot’s of money on marketing, and a few example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discipline in budgeting: hiring the right people instead of hiring lot’s of people.

He then expanded this topic to highlight the culture of “And, Not Either/Or”. He mentioned that we need to achieve “And” in all area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hare the benefit with the drivers, etc.

He then covered another culture element: focus on the income metrics, not the outcome metrics, say build the basics right. And only this way we get rewards.

  • Learning

Instead of trying to explain why there were negative sentiments, he created a narrative that these outcomes are many time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we should focus on the foundation of our own business. And he always landing his reasoning in the company culture.

Manager Training: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Why

As an engineering manager,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business outcomes. And most of the time, you alone don’t have full control over the outcomes. You need to work with multiple other teams or departments, say the product management team, the operation team, the design team, the business analytics team. In order to achieve almost any meaningful outcome, you need to manage these stakeholders effectively.

Over-communicate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s to make sure you are on the same page with your stakeholders. Any misalignment can pull the team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e suggestion is to have regular 1:1s and/or a leads meeting at least weekly for the key partners.

When you organize such meetings, you should: Try to keep it small: only invite the min group necessary to take acti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team. Many studies show that a large group could make the meeting ineffective. Align with your partners the priorities, and the strategies behind hitting them. Raise any flags of what you’re worried about that may hinder success. Such as feedback for each other or other team members, new areas emerging, etc. Problem-solve together, walk away with AIs.

When you are in the meeting, trying to be transparent: sharing everything. Teams are intertwined, it is very important as you plan for your team that stakeholders are in the loop to plan accordingly and give feedback.

Bridge the gap on tech

As an engineering manager, many times you need to explain your tech work to the nonengineering stakeholders. Tech work here meaning the work that is not tracked on the product OKRs, say improve the service reliability, improve the code quality, etc. Your cross-functional partners should be able to articulate the “why” behind these work as well as you do because they need to justify it to their own organization as well. One way is to 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f I am an end-user, why do I care about that. And you should try to write these reasons down and pass it over to your stakeholders.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when you plan for the work, you should try to plan the project so that you can deliver incremental impact or benefits, even if some times this means you need to take a detour.

Handle Dis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unication is to handle disagreement. The first point is to have empathy. You should be your delivery’s advocate, but in the meantime, as a thought experiment, try to switch sides with the other person and try to convince yourself from the other’s point of view. It is said that “S/he is no good layer who can not take two sides”, this also applies to the leader.

If you can’t convince the other side, try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path forward or middle ground to try to solve at least part the problem of your stakeholder. It is not enough to just say no.

When you do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to make a decision, you can use a “disagree and commit” strategy, as gaining too much information to make a decision is too slow in most situations. But you should pick the battle and use this strategy wisely, it is better to be wrong than to be indecisive.

When you and your partner can’t reach an agreement or both of you agree to escalate, you should consider escalating the case. You should use this strategy carefully because if you escalate all the time, you are asking your boss to do your job. And when you escalate,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keep it clean: you should set a time with the mutual agreed decision-maker and commit to whichever outcome the decision-maker choose. You should try to avoid escalate without notifying your partners as this erodes trust. The decision-maker doesn’t have to be your boss, for tech discussions, you can reach out to more senior engineers.

Communicate Upward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probably to agree on the cadence of your report. You can set a calendar reminder to fill the report out consistently: consistency goes a very long way. You should also be transparent on the issue you are facing: your updates are not only for accountability, but also to identify problems and help to get the project back on track.

You should also minimize the overheads for your own reports just so that you can save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 for them to do the work.

Holding effective meetings

If the communication to your stakeholders goes more than 3 ~ 4 emails or JIRA comments, you should hold a meeting. And here are a few tips to keep the meeting productive.

Prior to the meeting, think about what it takes for the meeting to be successful and productive. During the meeting, don’t be afraid to inject if the discussion is off the track. And after the meeting, send an email reminder to all attendees to document the key decisions and listing AIs. And you should assume it is on your to get the AIs done.

概念解释 :工农价格剪刀差

项飚在《跨越边界的社区》这本书里提到“分割-攫取”的模式。也就是说,强势的势力通过分为群体而对其价值加以攫取。这样的在当代是政府在利用农民工等劳动力创造经济价值的同事,通过户籍控制的方式限制他们获得相应社会支持和资源,比如就学、就医等方面能力的政策。而在建国初期(说1949~ 1978年)则是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手段攫取农业人口的价值而用来补贴工业的方式。这种认为控制价格的做法一般跟“工农价格剪刀差”这个词联系起来,今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本来含义。

“剪刀差”的概念来自于苏联。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

在中国,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

人们当前对于工农价格剪刀差的批评主要是说国家通过强制手段统购统销农产品,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降低农民可以获得的利润,而另一方面又通过抬高工业品的价格来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成本。剪刀差的大小如何评判?一般来说是通过对比往期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例来观察这种差别是否在扩大:农民是否需要拿出更多的农产品来交换工业产品。研究确实显示,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

但也有研究认为,一般的批评夸大了剪刀差的政策对于农民困难生活的责任。研究认为,农民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困难一部分来自于剪刀差政策的攫取,但更基本的情况是整个农村乃至中国社会因为采取计划经济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低下,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另一方面,对于剪刀差的批评也容易忽略这样的事实,即最终攫取到的利润并不是流入了国家的钱包,其仍然以补贴的方式进入了工业。

剪刀差的本身是在计划经济之下的产物,其基础是存在国家这样的强力垄断机构可以控制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实质是一种垄断行为来赚取比自由交易情况下超量的利润。这种政策客观上一方面帮助中国更快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民生活的普遍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