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制造业的时候,我们除了联想到低成本、大规模,还常常联想到他的高污染。我们从很早就知道,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你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污染。将这条逻辑反过来推理就是,如果控制污染或者减少污染就会牺牲经济发展。这样的逻辑正确吗?是正确的,这样的顾虑也正是很多政策这不愿意努力治理污染的原因:经济发展才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但是控制污染怎样影响经济发展呢?这其中的逻辑链条如何打通?

在听到国际会议,比如达沃斯会议讨论全球变暖问题的简报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碳排放市场。全球变暖问题的支持者认为二氧化碳是元凶,而碳排放市场允许企业将减少的排放量出售,而购买的企业可以用这些购买来的排放额度免除环境税。这样的设计合理吗?

上面两个问题汇合在经济学中的同一个地点:经济行为的外部性,以及为了应对这种外部性政府或者私人组织需要采取的行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活动的外部性。
我们可以将经济活动的参与方简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但是受到经济活动影响的除了这二者,还有无关的普通人。比如第一个问题中所说到底制造业污染问题。制造业产生的工业废气排放到空气中引起了空气污染,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所有呼吸这些空气的人的健康,但于此同时,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的人却可以不用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经济活动的外部性。

外部性分为两类:
正外部性:对旁观者的利益有益的称为正外部性,比如科技的进步最终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效率。
负外部性:对旁观者的利益有损害的称为负外部性,比如汽车排放的尾气会污染空气。

我们先再知道,制造业排放污染的行为属于负外部性。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现在排放污染会怎样影响这些制造企业?

首先我们要知道政府为了限制污染这样的负外部性行为有哪些可用的公共政策可用:
对污染排放量提出标准,超过标准的处以罚款
对污染企业进行征税,促使污染企业减少污染
对降低污染的新技术进行补贴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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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措施都可以从不同方面降低污染。那么这样做对制造业企业有什么直接影响呢?

从上面的均衡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当我们考虑到污染的成本的时候就得到了生产制造的社会成本。那么如何理解社会成本呢?
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比如铝的生产,会对公众的健康带来影响。
对这个影响可以使用价格衡量:如果支付你一定的价格来补偿这种影响,你愿意收取多少费用?
如果将补偿这种影响的成本算作真正的生产陈本的一部分,那么供给曲线就会向上移动。换句话说,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成本比目前更高。
上升之后的供给曲线就代表了衡量了社会成本的供给曲线。

我们知道政府的税收可以调节供给和需求曲线。那么如果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征税,就会使供给曲线升高,如果征税的税额等于污染的成本,供给曲线就会到达社会成本。而从理论上说,政府收到的这笔钱将可以用于补偿污染带来的社会损害。所以我们知道:对污染进行征税的后果就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升高。而这对于以出口加工为主要目的中国制造业产品来说就意味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政府不愿意强制治理污染。

在开篇我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碳排放市场合理吗?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有碳排放市场?我们需要知道下面事实:
污染排放具有等价性:企业A排放的污染和企业B排放的污染可以相同的标准衡量。
不同企业减少污染的代价不同:有些企业减少污染的成本很高,有些企业减少污染的成本较低。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我们更关系的是污染的绝对总量,而不是谁在排放污染。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政府提供污染排放的指标并允许自由交易,则治理污染成本较高的企业就会愿意购买者这样的指标,因为购买污染的成本低于治理污染的成本,而治理污染成本较低的企业就胡愿意出售这样的指标,因为出售得到的收入足够它用来降低污染,并且可能从中获利。这样总体来说,污染的总量降低了,而购买指标的企业因为用了更低的成本应对污染,获得了更多的剩余,出售指标的企业因为出售获得了比降低污染成本更多的收益,也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所以总体而言,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好处。碳排放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