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

央行(Central Banks)的主要政策目标包括稳定价格,保证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传统上,央行主要通过常规的货币政策(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来影响市场的流动性(Liquidity):通过降低政策利率(Policy Rate)向市场注入货币,以促进投资和消费,或者提高利率以降低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价格稳定。但在经济衰退等特殊情况下,政策利率通常已经降到下限(Lower Bounds),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Process)受损,央行需要非常规的货币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来控制市场的流动性。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通常会配合使用,以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

  • 常规货币政策

央行的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是指控制政策利率。政策利率的具体实现在各国不同,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主要包括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和贴现利率(Discount Rate),前者用于控制银行间隔夜拆借(Inter Bank Overnight Lending)的利率,后者用于控制银行向央行借钱的成本。同业拆借和向央行贷款是商业银行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升高政策利率,银行借钱的成本就会升高,消费者向银行贷款的成本也会相应升高,贷款买车买房子等投资消费需求就会相应减少。反过来,当消费者信心下降,经济活动降温,央行需要降低政策利率,以促进投资和消费。当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各商业银行由于相互竞争关系会逐步压低实际贷款利率,进而逐渐接近政策利率,从而降低公司和个人贷款的成本。

  • 非常规货币政策

在特定情况下,消费者信心极低,仅仅依靠降低政策利率不足以增强流动性。比如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经济严重下挫。尽管日本央行已经降低了政策利率,但由于消费者信心严重不足,通缩(Deflation)紧缩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到负值,降低利率的作用并不明显。此时央行便需要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种: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信贷宽松(Credit Easing)以及前瞻性引导(Forward Guidance),这些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常规策略相同,都是降低公司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增加信贷,促进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最终提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产出。

  • 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是央行直接向银行购买长期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央行向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对货币市场有两个影响,一是增加市场货币供给,二是压低长期收益曲线。向银行注入资金后,银行会不会选择将资金存留在账户上而不是放贷给给消费者?在政策利率降到下限的时候不会。这时银行将资金存留在账户的收益几乎为零,并且它们可以随时以极低的利率从央行获得贷款,不需要担心流动性问题,因此没有动力将资金留存。

量化宽松会压低长周期收益曲线。量化宽松的时候央行会大规模从银行投入购入国债,为国债提供充足的需求。央行一般会出较高的价格(Price)来压低国债的收益。相同票面的国债收入(Income)固定,国债购入价格即是成本,成本升高的同时收益不变,收益(Yield)就会降低。较低的国债收益也反会促进人们投资股市。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利率、国债收益率都持续在低点,而股票市场对于美联储关何时结束量化宽松的消息会格外敏感的原因。

对于央行来说,量化宽松的直接结果就是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的扩大(Expand)以及资产负债构成(Composition)的变化。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实现量化宽松政策,其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初的1万亿美元扩大到了2020年的7万亿美元。在量化宽松结束的时候,美联储需要向市场出售这些债券以缩减资产负债表。但是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时候经济往往已经开始复苏,利率回升,原有的长期债券价格下降,央行可能需要面对较大账面损失。

  • 信贷宽松

信贷宽松有时候也会被视为量化宽松的一种。信贷宽松的不同之处在于,信贷宽松是央行向市场购买公司债券。购买公司债券和购买政府债券本身没有区别,但是公司债券的风险较大,购买公司证券可能会使得央行暴露在信贷风险之中。购买公司债券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必须小心选择行业和企业以保证注入的流动性获得最大的利用。在市场上,大公司的债券供应较为充足,中小公司的债券较少,想要平衡选择更为困难。为了保证央行的风险中性,央行一般购买有银行或者贷款担保的证券,比如在美联储的2020年的资产负债表中,有高达两万亿的资产是贷款担保证券(Mortage Backed Securities)。

  • 前瞻性指引

除了影响当下的市场流动性,央行还需要管理人们对未来利率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前瞻性引导是央行通过发布关于未来利率的消息来引导市场预期的一种政策。比如2020年股灾之后,美联储宣布开启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低利率,以鼓励人们进行风向更大的长期投资。但前瞻性引导并不总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比如也许市场也许预期利率会长期保持低位,进一步释放的消息并不会改变现有预期。另外,市场并不一定会按照预期的方向解读这些信号。比如也许市场认为央行关于长期利率的承诺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关于未来的期望会变得更加悲观。实施坚定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影响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比喻说,量化宽松就是用直升机撒钱。在注入大量流动性时,人们关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升高,在名义利率保持不变的时候,实际利率会下降,进一步促进人们进行消费和投资。

参考:

债券投资

2010年金融危机以来,面对蓬勃的股票市场,大部分投资者都会有同样的疑惑:究竟要不要投资债券(Bond)?大部分资产分配(Asset Allocaiton)都会建议,应当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债券以分散风险(Diversification)。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里建议,投资者应该分配从25%到75%的资产到债券上,比例根据股票市场风险的程度调整。但近十年来,由于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债券市场的实际汇报几乎为0。许多投资者会感到疑惑,这时候投资债券的机会成本是不是太大了?

  • 分散风险的价值

债券在投资组合中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分散风险的价值(Diversification Value)。分散风险本质上就投资多个风险不相关或者相关度(Risk Correlation)低的资产,这样当部分资产遭受损失的时候,其他资产可以不受或者少受影响。对股市的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股市下跌。债券属于固定收益产品,价格波动和股市不直接相关,因此在股市下跌期间可以保持稳定,帮助投资者减少损失。

以两个投资者为例,一个将100%的资产投入在股市,一个将75%的资产投入在股市。假如股市下跌20%,第一个投资者将损失20%,而第二个投资者只损失15%,甚至此时债券可能增值,损失进一步减小。可以说,债券提供的是在股市下跌期间的防御性价值,而不是获得增长主要推动力。处在牛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低估股市的风险,进而低估分散风险的必要性,认为投资债券是一种浪费,但是任何理智的投资者都知道,分散风险对于避免损失至关重要。

  • 债券的利率风险

美国的国债回报率近十年一直在1%~3%之间徘徊,扣除通胀(Inflation)后收益几乎为零。为何美国国债收益如此之低?直接原因在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零利率政策。债券的主要风险在于利率(Interest Rate)。利率可以看做是银行向市场融资的成本。利率越高融资成本越高,利率越低融资成本越低。债券可以看做是政府(Goverment)和公司(Corporation)向市场融资的渠道。债券的回报率就是融资成本。由于竞争同一个资金池,银行和债券可以看作竞争关系。因此利率低的时候,新发型的债券也可以以较低的回报率发行,反之利率高的时候,新发型的债券也必须提高回报率,否则人们更愿意把钱借给银行。

但不要混淆现有国债的价值和新发型国债的价值。与新发行国债价格收益相反,现有国债的价格随着利率升高而降低,随着利率降低而升高。这是因为利率升高的时候,新发行的国债回报率必须先应提高,相对的,原有国债的需要打折出售,否则人们宁愿购买新发型的高回报率的国债。相反的,如果现在利率降低,新发型的国债回报率低下,原来的高回报率的国债就会更有吸引力,人们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

那么利率如何变化呢?利率是美联储用于调节市场上货币总量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还有调整准备金率,向市场出售或回购资产等手段)。美联储改变基准率从而刺激或者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曾长期将通货膨胀的目标设为2%,然而近十年来,美国通胀率处于2%甚至更低的水平,美联储没有提高利率的动力。另外,美联储是美国国债的重要投资者,其资产(Asset)的30%都是美国国债。目前来看,没有理由相信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会升高美国利率会增加,因此国债收益长期来看仍将低迷。

  • 债券ETF的利率风险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债券ETF(Bond ETF)比债券更加便利。债券的认购面额一般较大,购买渠道较少,而且难以流通(Low Liquidity),对普通投资来说不如ETF便利。债券ETF理论上是购买债券内在价值的反应,但是需要注意,债券ETF既拥有现有的债券也会随着规模扩大、原有债券到期而购入新的债券,而这两者的回报对于利率变化的风险是相反的。在长期低利率的情况下,新发型的低回报债券会逐渐稀释原有的债券,因此最终的回报会回归到目前的低水平。

  • 长期债权和短期债券的利率风险

不同成熟周期的债券利率风险不同。债券的主要风险在于利率风险,利率上升的时候,剩余债券周期(duration)价格下跌,长期债权(long term bond)因为剩余的周期更长,下跌比例占整体的比例更大,而短期债券(short term bond)比例更小所以下跌更小。利率下跌的时候则相反,长期债券的价格上升更大。大部分的债券类ETF都提供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等不同类别的产品,投资者需要加以分配。

  • 高回报债券

美国国债风险较低但是收益也较低,市场上还存在好几种高回报债券,包括企业债券(Corporate Bond)和外国债券(Foreign Bond)。这些债券的风险较高,回报率也较高。企业债券由企业发行,和企业的资产状况以及偿债能力高度相关,因此它和股票市场的风险关联程度较高。除此之外,非美国债券比如新型市场国家的债券(Emerging Market Bond),一般也可以提供更高的回报率,并且因为和美国市场的相关度较低,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Reference: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股票市场的历史

股票投资只有一个技巧:低买高卖(Buy low sell high)。问题是,怎么判断股票价格是高还是低呢(Cheap or Expensive)?格雷厄姆在本书第二章试图引入一些定量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格雷厄姆看来,股票长期价格基于公司价值,投资者应该分析反应公司价值的指标,并根据这些指标决定是否买入和卖出股票。

格雷厄姆研究了从1871年到1972年的股市历史记录,他重点观察四个因素:平均价格(Average Price),平均收益(Average Earnings),平均PE(Average P/E),以及平均分红(Average Divident Yield)。格雷厄姆的研究方法是将每十年的数值进行平均,然后观察其中可能隐藏的规律。

格雷厄姆发现,从1941年到1961年,美国故事的PE从10增长到了22,但平均分红率从6%降到了3%,而同期国债收益率从2.6%上升到4.5%,格雷厄姆进一步分析了1972年初的股市,他发现,从1970年开始股市已经开始小幅回撤,到了1972年,债券回报是股市分红的两倍,进一步说明股市相对债券的吸引力减弱。鉴于此,格雷厄姆认为投资者应该为可能到来的大崩盘作好准备。格雷厄姆没有说错,1973年到1974年间,美国股市经历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道琼斯指数下跌了45%,熊市持续了两年时间。

以现代眼光来看,不论是PE还是分红都不算是衡量公司股票的好标准。传统认为PE大于10的股票估值过高,而PE小于10的则估值过低,但是科技公司的PE值动辄30以上,比如Salesforce在2020年的PE达到了惊人的95。PE的主要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比较同一个类别(sector)当中股票的相对价格,比如Facebook和Twitter在Q42019的PE分别是32和11。

但是以PE值为参考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基准数值,回顾PE(trailing PE)更多关注过去表现,而前瞻PE(Forward PE)可能被故意低估等等,另外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开始盈利就没有PE,比如Uber和Lyft属于同一个类比,但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盈利所以没有PE。因此这些问题,目前的投资者更多的转向了PEG(Price to Earnings to Growth ratio)。

衡量股市和经济的风险是投资者孜孜以求的事情,但是PE或者PEG这些单一的模型分析显然过于粗糙,重要的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格雷厄姆认为,一个好的投资者应该更像于一个数学家(Mathematician)而不是演讲者(Orbator),因为前者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结论保持完全的理性,因此尽管量化股市的回报和风险非常困难,这仍然是投资者追求的方向。在今天,市场上已经有许多工具来衡量股市风险,比如10年/2年国债比例(10year/2year bond yield spread),市场恐慌情绪指数(CBOE Volatility Index VIX)等,投资者应该学会灵活运用。

股票变化可以看作是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公司的价值、通货膨胀和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在短期内,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很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股票价格可能高于实际价值也可能低于实际价值。但是从长期来看,股票的价格仍然要回归到公司的价值的层面,也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和增长前景。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一章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展现股市分析的量化基础,于此同时,我们应当根据对股市风险的评估来重新分布投资组合,比如在认为股市风险过高的时候减少股市资金的分配。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通货膨胀

格雷厄姆写作本书的年代,美国常年经历高通货膨胀。1970年代通胀率长期在5%以上,1941~1947年间通胀率甚至达到18%。当时的投资者普遍认为,因为缺乏抵抗通胀的能力,美国的国债券(Bond)不值得投资,股票会随着通胀上涨,因此是更好的选择。格雷厄姆想要证明并非总是如此。

在高通胀下固定收益(Fixed Income)的国债收益率确实会大打折扣,如果国债的收益率是5%,而通胀率是4%,那么实际的收益率将只有1%。但通胀时期股票收益也会增长吗?通货膨胀一般表现为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在通常印象中,股价增长总是伴随着物价增长,因此”适当的通胀有利于股票增长”。格雷厄姆研究了此前25年股价和通胀率的关系,他发现至少从数字上,股价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格雷厄姆进一步分析认为,高通胀率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利于企业盈利,首先是工资增长超过生产力增长,其次企业需要大量新资本用于生产,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销售资产比(Sales to Capital Ratio)。这也许便能解释为何在高胀期间,企业债务增速远远大于收益增速,债务成为了企业的巨大负担。因此,从价值的角度上也无法说明股票具有抵抗通胀风险的能力。

格雷厄姆提到了几种抵抗通胀的投资,比如贵金属、珠宝和艺术品等等。但在1970年代初,投资黄金非常不方便,需要支付保险和存储费等,直到2003年第一支黄金ETF问世才降低了黄金投资的门槛。珠宝和艺术品的投资门槛太高,一般投资者不具备专业知识和心理承受能力。因此,1970年代的格雷厄姆认为这些也不是完美的抗通货膨胀的选择。

格雷厄姆认为,通胀是投资者必须考虑的风险。股票总体来说确实比债券更能抵抗通胀风险,但并不总是有效,最好的策略是分散化投资。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2%的低通胀,投资者已经不再把通货膨胀视作一个主要风险。美债的回报率长期保持低位,股市长期表现良好让投资者更加确定股市是更优的选择。但回顾历史,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的风险始终存在,几乎没有人能预测通胀是否会回到高位。作为长期投资者,降低通胀风险是必不可少的。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聪明的投资者

《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ce Investor)更像人生哲学而不是投资原理。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在书中反复强调,投资成功与性格关系更紧密。良好的长期回报需要的不是超群的智商,而是冷静和自律,克制冲动与盲目,评估风险和审慎决策。这不也是我们个人修为的目标吗?

《聪明的投资者》首版于1949年,随后每五年左右更新一次,格雷厄姆修订的最后一版发行于1973年。过去的五十年间,金融市场有很多新发展。过去四十年美债收益持续走低;新世纪头二十年,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和发达经济体随着美元涨跌各自领跑十年;成长股(Growth Stock)回报大幅领先于价值股(Value Stock),科技公司更是在2002年泡沫之后整体大幅跑赢大盘。

格雷厄姆在50年前写下的理论如今还适用吗?格雷厄姆同意金融市场在不断变化,他在新版本中加入了当时的最新发展。但格雷厄姆的理论所讨论的是人性和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人性在过去五十年间显然变化不大,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也仍然使用,因此《聪明的投资者》到今天仍然值得再读。

格雷厄姆在本书开篇定义了他的目标读者:投资者。他把投资者和投机者(Speculator)区分开来。在今天的语境中,只要持有资产便可算作是投资者,不论他的投资方式如何。格雷厄姆路定义中的投资者更像是如今的价值投资者(Value Investor)。在他的定义中,成为投资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买入股票前透彻地分析公司业务;2)采取审慎的策略以避免巨大的损失;3)追求适当的回报而不是超群的回报。

格雷厄姆之所以首先界定投资和投机的差别,是因为我们容易模糊二者的界限:当我们在投机的时候我们误以为自己在投资。投机者基于对股价的预测而不是业务的判断决定投资策略。格雷厄姆并不完全否定投机,他了解其中如同赌博一般的诱惑,但他认为投资者必须了解投机行为的风险并努力控制它。比如控制用于投机的资金,不因为暂时获利而追加资金,投机失败便不会危及基础。

在今天,在线交易(Online Trading)让投资大为简化,各种金融信息也变得唾手可得。消息和数据虽然增多,但大部分人无法将它们转化为有用的投资决策。自以为掌握秘诀的投资者常常陷入错觉,认为已经有了基于事实的理性判断,殊不知缺乏专业知识的判断中包含的巨大风险。

格雷厄姆还解释了被动投资者(Passive Investor, or Defensive Investor)和主动投资者(Aggressive Investor, or Enterprise Investor)的区别。被动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避免错误和损失,并尽量减少投资决策需要精力。主动投资者则愿意投入的时间来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回报。从格雷厄姆在书中的描述来看,他并不那么看好主动投资者。

主动投资者的主要竞争者是跟华尔街的专业投资人。为了获得超过市场平均的回报,你必须找到尚未在华尔街流行的投资策略,并且持续地付诸实际。这样的策略是存在的,比如巴菲特的投资业绩常年好于市场。但获得这些洞察需要的专业的知识和巨大的精力。投资者分析一家公司业务时,其股票的表现可能已经包含了近期表现,华尔街多半也已经给出了长期回报指引,主动投资者需要跟华尔街竞争预测的准确性: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动投资是一个更稳妥也更实际的选择。因为除了获得超过市场回报的可能性,我们还要问是不是值得付出这么多精力。大多数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主动投资,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频繁操作的投资者都要被归入格雷厄姆的投机者行列中。格雷厄姆在书中说,我们获得最大回报的阻碍其实常常是我们自己。的确,我们的贪婪、冲动、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常常带给我们不可挽回的损失。

任何原理的发现过程都适用这样的二律背反:适用范围越广的规律越难以获得。我们身边从来都不乏所谓的投资达人,他们甚至可以对自己的投资策略侃侃而谈。但是格雷厄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事物背后最本质的规律,将他们提炼出来,总结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雷厄姆是不折不扣的开创者。

关于金融市场的错误认识一

Ray Dalio 的第一条原则是:我们要靠自己分辨是非(You need to think for yourself about what is true)。我们对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这固然部分因为我们知识有限,但更多是因为理解偏差。我们有很多金融知识来自道听途说和个人经验。道听途说的知识大都靠不住,个人经验因为样本有限、认知偏差更容易失真。为了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第一步是找出这些错误观念,认真检视并加以纠正。

鼓励年轻人进入金融市场的文章一般会这样介绍股市的长期走向:股票市场在短期内虽然会出现大范围波动,但是在30年范围来看都是上涨的,只要持有的时间足够长,随着复利的作用,最终我们可以获得惊人的回报。为了说明长期增长的巨大力量,这些材料一般会绘出股市长期走向图:如果你在1790年的美国股市投入$1,那么在2000年,这些股票将会价值$23MM。或者,如果在1900年在道琼斯指数投入$1000,那么在1999年他们将会价值$19.8MM。

强调长期增长本意是鼓励投资者保持耐心、目光长远,但长期增长曲线很有迷惑性。首先是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这些用来说明长期回报的股市无一例外都是表现最优秀的市场。但不论是在1790年还是在1900年,美国股市都不算是投资者的最佳选择,没有投资者的眼光长远到足以看到美股未来一两个世纪的表现。那些当时看起来更有潜力的股市最后却都回报平平。

其次是把过去的的回报作为未来的回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会用过去类推将来,在面对金融市场的时候尤其如此:一只股票过去表现良好,我们就会很容易认为它未来也会表现良好。不光因为我们有推广过去的倾向,更因为我们主观希望自己的投资眼光是准确的。但过去的高回报不未来的高回报,了解金融市场的历史并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理解各种资产可能存在的风险以采取应对措施。

第三,超长期的回报曲线容易让我们忽略短期风险。一旦时间范围被拉长到50年以上,股市崩盘就变成了短期内的小幅波动。但实际情况是,在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波动中,投资者可能会损失高达80%的资产。比如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道琼斯指数曾经跌去了峰值时期的89.2%,这次熊市持续了714天。在2000互联网泡沫中,纳斯达克指数最高跌去了77.8%,并持续了超过600天。而最近的2007年股市泡沫中,S&P500指数下跌了50.9%,这次熊市持续了长达1.3年。

在这样前所未见的跌幅面前,有多少投资者可以稳住阵脚不从股市撤资?面对长期增长曲线,我们尤其容易高估自己的理性和冷静。我们认为已经洞悉了资本市场的秘密:熊市是短暂的,只要坚持持有最终都会涨回来。但面对真金白银的损失,保持冷静这件事就变得无比困难了。

这些风险在我们投资生涯的中后期尤其被放大。一方面是我们积累了更多的投资资金,同样的涨跌幅度反映在绝对数值比早期显著得多,面对10%的跌幅,10K和1MM的投资资金产生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我们此时的抗风险能力也下降了,因为没有足够多时间等待损失被修复,30岁和60岁面对股市暴跌的心态不可能一样。只要设想一下自己几年之后即将退休,而退休基金一夜之间跌去50%,我们就会明白这些风险的实际分量。

第四,超长期的增长曲线都忽略了入场时机的重要性。假如你在1929年,1999年,或者2007年进入美国股市,等待你的事长达两三年的熊市,你会继续保持乐观吗?另一方面,股市并不是匀速增长的,年化收益率却容易让我们误以为如此。即使是在超长周期之内,也有高增长和低增长的时期。错过高增长时期,你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获得理想的收益率。而我们都忽略了,入场时机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超长期增长在现实中几乎无法实现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这些钱分文不动,当你的资产上涨,你的消费观念很可能也会上涨。尤其是当股市处在牛市的时候,大部分人会出售一部分股票用以消费。正如增长会被复利放大,消费也会被复利放大。每年取出一部分会对最终的总收益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何况很多人需要依靠这些钱作为退休基金。

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没有尽头。金融市场不仅关于金融和商业,还关于我们的心理。我们很容易放大个人的投资经验,在牛市里赚钱的人会加倍肯定自己的眼观,但其实在牛市里,随便选什么股票都会赚钱。我无意否认这些投资者取得的结果,但是无法解释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金融市场最根本的原因。

职场杂谈:政治人物的政治化

“政治人物的政治化无可厚非”,这是我在评论贺锦丽的文章里读到的一句话。贺锦丽是拜登的竞选搭档,文章的观点之一是贺锦丽在整个政治生涯中缺乏贯穿始终的观点,她在不同时期多次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是作者也承认,作为政治人物她这么做无可厚非。政治人物的政治化是说,政治人物可以出于利益需要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无需受到道德谴责。今天我想讨论的是职场上政治化的问题。

我们容易对政治人物抱有理想主义的期待,认为他们应该有正直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那些唯利是图的政客则应该受到鄙视。我们对经理或领导也有类似的期待:公平行事,公平地对待所有人,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的人;为人正直,不因为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对他人的评价;保持忠诚,对公司、团队还有上司保持忠诚。然而,所有领导者都会在工作中面临道德和利益的冲突。

在绩效讨论的时候,你会坦言对某个候选人的负面评价还是隐藏自己的意见?如果说出来会伤害你和对方经理的关系呢?如果其他团队的经理暗示希望在某个候选人的评级的时候得到你的支持呢?你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如果你面临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的冲突,你会维护公司的利益吗?如果那样会损害你的利益吗?

政治化本质上是将自己的利益追求置于其他事情之上,不论是他人的利益还有个人的道德。政治化要求人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最大程度的争取和维护这些利益。按照这样的立场,经理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好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成为一个道德模范。注意,这并不意味着经理人不能有道德追求和底线,但是政治化要求他们在二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将自己的利益摆在道德之上。

政治化的第二层含义是将一切视为达成利益的手段。尽一切可能利用游戏规则,原则和立场只是赢得他人支持的办法或者打击他人的手段。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构建公平的体系就不再是目标,而是为了能让团队更加高效运转的手段,反之如果不公平的体系让团队更加高效,那么就应当去建立这样的体系。经理应该尽一切可能为自己的团队争取利益,用加薪和晋升换取团队的动力和忠诚度,即使这样做有损更大团队的公平。而无论是让团队快速产出还是增强幸福感的策略,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考核中获得更好成绩而可以灵活调整的手段。

政治化需要首先认清自己的利益。辉格曾经在书中引入一阶道德和二阶道德的概念,区别在于二阶道德是从一阶道德引申而来。划分利益的时候也可以借用类似的方法。经理的一阶利益是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级,二阶利益是为了实现一阶利益而服务的,包括上司对自己的赏识,下属的执行和忠诚,还有同僚的支持。而道德并不在这些利益的阶梯里面。也许你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

在马基雅维利式的世界里,坚持道德原则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满足自我的道德期待,让人们称赞你的正直,赢得他人的好感之外,没有其他好处。而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人的道德期待是最无关紧要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世界吗?以及,我们要追求马基雅维利式的行事准则吗?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面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因为那超出他们认知的范围。即使最杰出的头脑比如爱因斯坦和罗素都会在这些事情上犯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认知习惯让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事务。理想主义者有时就像是哈耶克笔下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陷入自己的思维惯性,无法理解也拒绝接受按照利益运行的系统。职场不要求也不假设我们遵循道德原则,甚至正好相反,它只能假设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是的,我们最好认为职场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世界。

选择是否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准则或者说政治化的方式行事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识别他人行事背后的动机,根据这些信息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利益一定不会本来面目出现,它常常穿着更加温情的面纱。它可以是微笑,是魅力,是善意甚至是帮助。我们的判断力也并不总是毫无动摇,不被感情左右,我们往往拒绝接受用利益的观点看待事物,尤其是当他们被包裹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的时候。

政治化的原则要求我们尽可能保持绝对的理性,既不被自己的感情左右,也不被对他人的感受引导。你在被误解之后能够忍住倾诉委屈的冲动,冷静寻找最佳的解释去改变对方的误解吗?我们多数时候既无法做到绝对理性,也无法找出最佳的应对策略,因为这要求我们既具有极好的自控能力,又具有娴熟的政治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在游戏中认清形势,选择最有利的决策和行动,这才是政治化真正困难的地方。

管理杂谈:团队结构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讨论过招聘资深员工的问题,这次想要谈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团队结构。团队结构是指团队中人员构成,经理要十分注意有目标地组建团队,良好的团队结构会带来执行力和文化上的正循环,糟糕的团队结构则正好相反。改善团队结构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除了引入新人,有时候还要开除原来的人,于此同时,结构糟糕的团队常常消耗经理的时间,使他没有精力改正这些问题。

团队的效能和成员的效能并不总是统一的。即使每个成员都是高效的,但是如果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时候缺少良好的结构,整个团队的效能也不会很高。马云曾经用西游记中西天取经的队伍来解释团队构成的重要性,包括对目标清晰坚定的唐僧,执行力超强的孙悟空,甘心做脏活累活的沙僧,还有活跃气氛的猪八戒。这个例子很好的传达了团队配置中的两个要素:技能和性格。

一个高效的团队首先在经验和技能上要有良好组合。团队面临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在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成员可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性格和文化上的良好互补,使得不同成员之间的性格得到调和。一个高效的团队不仅能够有效完成任务,而且能够带给每个成员成长以及工作的满足感。

团队构成的第一个要素是技能和经验互补。如果团队中的大部分人员都在初阶和中阶水平,即使每个人都可以很好地执行,但是缺少高阶的成员来定方向,团队在战略方向上就可能出现问题,及时执行地最好也不一定是最有成效的。优秀的高阶成员可以有效地分担经理的职责,比如决策、沟通和教练初级成员的任务等都可以由高阶成员分担。

团队构成的第二个要素是性格和文化的互补。团队成员之间的性格特点应该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比如,自我的成员可以学习奉献的成员,拼命硬干的可以学习巧干的,内向的可以吸收外向的优点。如果团队成员的性格过于相似则不会形成这样的互补和学习效果。很多经理会认为成员肯拼命是一件好事,但拼命的同事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较大压力,这样一来要维持整体幸福感就十分困难,同时如果有少数员工不适应这样的节奏也很难改变整体的氛围,最终可能出走。

文化多元性在美国职场是一个中心问题。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很难吸引到多元背景的候选人,给招聘造成困难。另外,同质的文化也可能导致团队的价值取向产生偏差。比如很多中国经理喜欢中国员工,因为觉得中国人干活听话。中国员工也喜欢选中国经理,因为觉得是自己人好沟通。但很多中国人众多的团队存在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过于专注于升职加薪,喜欢单打独斗而缺少团队意识等。

团队结构是最难修复的问题之一。存在结构问题的团队往往需要经理承担某一方面的职能,这容易导致经理精力不足。另一方面,修复结构问题需要引入更多更好的团队成员,同时需要现有的成员为新成员腾出位置,操作起来非常复杂。最好的办法是在结构问题产生之处u就开始有目标的对团队结构进行修正。

如何为你的团队补足需要的人才?经理的长远目标是要把自己的职责竟可能多地委托出去,从团队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从而让自己获得更大的职责。因此不妨从经理的职责入手,观察有哪些技能可以被委托出去哪些尚不能,重点寻找可以补足缺口的候选人。

《致命的自负》:唯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逐渐深入人心。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是说,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的来源。我们通常说的理性主义则是指人类的行为应该由理性支配这一观念。哈耶克批评的是理性主义走向极端的情况,也就是用人类理性重构扩展秩序,他用建构主义(construstivism)或者唯理性主义(scientism)来描述这种思潮。

唯理性主义比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更进一步,它认为经验和推理是信念的唯一基础,如果没有经验和推理的证明,一切信念都是不可接受的。哈耶克发现,这种唯理性主义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间尤其受欢迎,甚至连最为智慧的头脑也会在这件事情上犯错。比如爱因斯坦认为生产应该以用途为目标,根据产品由谁来使用来规划劳动,而忽略了所谓的用途是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是完全无法预测和度量的。

哈耶克对于唯理性主义的思想做了概括。唯理性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它们认为,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明和观察证明的事情,就没有理由去遵守。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也没有理由遵守。理性主义者无法理解创造了当代的主流道德传统的价值,也无法理解哈耶克定义中的扩展秩序。

在唯理性主义者看来,扩展秩序所描绘的社会运行法则无法用理性主义的方式证实,是不值得遵守的,因此需要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这就很自然地迈入社会主义道德的范畴。我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于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毫无印象,那种认为人的力量可以超越自然和物理规律的信念带来了大量的狂热和欺骗。

那些混合着偶像崇拜的狂热观点很难说是一种理性主义,但唯理性主义的本质在于对人类力量,在这里就是科学,的自负。科学为人类的思想世界投入了理想之光,将人类从迷信盛行的世界拯救出来,又以技术的大发展完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这样的成果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的伟大力量感到自负。文革期间的那些狂热只不过使我们窥见了这种自负走向极端的一种情况。

哈耶克批判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唯理性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和理性的局限,更没有认识到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出这种理性的局限。而在考虑具体问题时,比如扩展秩序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这种理性主义只是将他们所不理解的内容一股脑推翻,而没有去考虑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身。

管理杂谈: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Performance Review)是组织建设至关重要的环节。公司根据企业的业务和文化目标制定评估标准,员工每隔一段时间进行阶段性成果总结,参与评估。企业通过绩效评估,将员工的个人成果和奖励挂钩,引导员工调整工作方向,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贯彻企业文化和目标。

公正地评估

绩效评估有许多环节,最重要的是保证公平:用统一的标准评价员工。为什公平如此重要?因为公平事关信任。我们希望能力得到肯定,但更希望以同样的标准被衡量。如果绩效评估里掺杂了其他因素,比如和管理层关系的好坏,评估的有效性就会受损,员工的积极性就会被伤害,员工对公司和领导层的信任也将大打折扣。

公平的绩效评估是领导者赢得员工信任的关键环节。评级的困难在于,领导者需要通过评级将员工个人标准和公司标准统一起来。每个员工都有高估自己贡献的倾向,同时因为缺少了解容易低估他人的贡献和付出,因为信息不足产生的自大和偏差十分常见。

领导者首先要统一各人心中的标准。他必须通过评估的过程改变大家对于标准的认知,校准其中的偏差。这种校准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有人认为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认可,有人认为他人的贡献不过是花架子。如果这个过程还缺乏公平,员工就更难以对结果信服。反之,如果评级的过程展现了公平,即使最后的结果跟员工的期望存在差距,也是较为容易接受的。

对一线经理来说,为团队争取好的考评结果会带来直接利益,因为评级的好坏和升职加薪相关。但是如前面所说,员工都有高估自己贡献的倾向,拿到过高评级的员工会得到错误信号,认为自己实至名归,降低继续前进的动力。评级的最终结果是让贡献和职级薪酬相匹配,偏袒员工追求脱离实际的高评级无异于饮鸩止渴,我们能有多少次能够为员工争取到不相符的评级呢?

二线经理以及以上的管理者也许不会直接参与一线员工的评级,但他们有责任在自己的组织内推行公平。对他们来说,要务在于平衡各个一线team之间的利益,而获得平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推行公平。人们愿意跟随公平的领导者,即使这个人也是一个严格的领导者。当员工信任领导者是一个公平的人,那么他们就会知道如果他们确实做出成绩会被你认可,反之没有没有做出成绩的人是不会得到升迁的。

建立评价体系

如何建立公正的评价体系呢?最重要的是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对员工保持透明,并在执行过程中贯彻到底。评价标准不能使列清单(checklist),否则就变成了KPI考核,引导员工去刷清单上的项目。同时又必须具有操作性,否则无法执行。评价标准最终需要付诸文字,而文本总会存在解释空间,解释空间不能过小,否则便失去了灵活性,但也不能太大,否则校准各个团队之间标准的困难太大。

建立统一标准之后,需要在各个场合加以贯彻。在经理和员工的职业规划讨论中应该使用这些标准作为依据,更重要的是,在绩效评估的过程里贯彻这样的标准。比如在员工自我评价和经理评价的时候,使用统一标准作为模板,引导员工和经理们靠近标准。建立标准之后需要员工保持透明,让所有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将会以什么标准被考核。

实际操作

在评估过程里,有一系列操作可以促进公平。首先是在不同的团队和组织之间进行横向对比。不同的部门对于评判标准的解释和把握尺度不同,容易造成不公平。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有助于校准评价标准,同时增进部门之间的透明性。

在评价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建立锚点(Anchor Point)的办法帮助我们达成共识。所谓锚点就是评价的基础坐标,比如在某个职级(Leveling)达到期望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再以这个人为基准来讨论来讨论其他人的表现。

质询的技巧

绩效评估过程里除了前期准备,最关键的是质询环节。在质询环节,经理会将员工的绩效向评审汇报,然后接受评审团的质疑和询问。一般来说,评审团是由组织和部门的经理以及总监组成的。为什么需要质询环节?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保证评价结果是统一并且校验过的,而不是以某个人的个人偏好为标准。

质询的过程困难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听到来自别的团队的陈述的时候会有许多疑问,但是不能把质询当成个人攻击。除此之外,经理在衡量质询与否、采取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自己的意见的坚持程度的时候,必须考虑质询对于他人利益的影响。如何在不伤害关系的前提之下合理提出质询需要经理把握平衡。

质询有许多技巧,关键在于合理地提问:

  • 横向比较:如果我们拿X和Y在这项数据上比较,你仍然认为X达到了绩效吗?
  • 提供信息:根据我和YY的合作经历,我有这样的一些观察,这会影响到他的评级吗?
  • 澄清贡献:根据你的描述,这是一个团体项目,你能具体说一下同一个项目里还有哪些人他们贡献的是什么吗?
  • 要求举例:对于这个级别,我们期待能够做出这样的绩效,你可以可以这方面达到绩效的例子吗?
  • 机会和影响:请问项目是在进行中还是已经完成?是很大的商业上的影响力但是复杂度低吗?
  • 重述标准:对于高级工程师来说,能够独立自主领导项目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素质吗?

Human Factors

建立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估过程的重要性并不是故事的全貌。无论系统设计得如何精致,无论设计系统的初心如何良好,我们都是身怀偏见,追求和权衡利益的人,我们也无法控制有人利用这个系统。有许多人善于寻找操作空间,也有人不认同公正评级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能为自己追求到利益才是真正的赢家。但这也正是领导力困难的地方,领导力不光包含了有效的措施,还包含了道德的勇气:领导人的职责在于建立一个公正的系统,保证那些追求公平的人不会因为看到他人选择钻空子而放弃自己的原则。